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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但不论那种评判，前提确是一样的，即此人必须具有大爱的精神的人，也只有无偏无私的爱才能真正使天下人成为亲如一家，和如一人，而第一个做到这一点是就是帝尧。要想成为民族之“圣人”就只能用帝尧所用的方法——大公无私，这同样也是实现马科思学说的最终目标唯一方法。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大禹对尧舜是服气的！在刘向《说苑》记载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大禹从百姓犯罪即知道了自己不能使天下一心，是禅让制瓦解的罪人，自己才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有人难免说了全天下可都知道孔丘老同志才是历代以来“公认”圣人，你小子竟敢看不起孔圣人，活得不耐烦了！嘻嘻！鄙人虽崇敬孔夫子，但仅以《礼记》能“团结一心”的标准来判断，以古人“知行合一”的标准来衡量，孔子显然不是个圣人，即便是，孔子也是进入“天下为家”后的“文圣人”而不是真正的圣人。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你翻开孔子在世时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没那个国家是在孔子同志的辅佐下富民强国的，他没有说服几个君主接受他的学说，进而赋予他长期的治国大权，即便他当了鲁国的司法部长总理即司寇并摄宰相之职（其51岁从政于鲁定公9年任命为中都宰后官至司寇摄相事），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理想和治理鲁国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在第一计划内，鲁国的三个大家族“三桓”他治不了，“毁三都”即拆除“三桓”的高档楼堂馆所的计划也半途而废，他在鲁国仅仅当的“公务员”就被开除公职了。在鲁定公13年（公元前497年）被被鲁国的影子政府三桓之一的季孙氏炒了鱿鱼，被迫流亡当时的“国际社会”周游列国。为什么会这样？其境遇恰如《吕氏春秋》所载的时运机遇说：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馀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於鲁司寇。或许由于失意，孔子也自我判断没有“揽狂澜于既倒担大任于乱世”的根本能力，孔子同志心灰意冷明确表态说：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荡战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此正如《孝经.钩命决》中所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以在《庄子》中，楚狂接舆讽刺孔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成就声名）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保存生命）焉”，看来孔子老同志被春秋的乱世、浊世逼的无可奈何了，而有了消极避世的想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