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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春秋诸子，特别孔子同志为了自己的学说能够被当权者采纳，付出了很多艰辛努力，《文子•自然》：“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汉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二者的且不论到底是谁家的席子和烟灶了，按文子的意思就是，孔子同志因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同志也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两位老先生为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付出甚多。但就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来讲，孔子同志的学说是超前的，它只适合在国家统一后且遇上一个慧眼识珠的明君才能实践之，而且儒家思想在掌握权贵的知识界形成共识的前提下，只靠孔子和自己手下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是实现不了的，那个时代是找不到一块他理想中的净土的！所以能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不是忧国忧民、殚精竭虑的实际行动，而只能是一首悦耳的幻想之曲，使他得以暂时愉悦其中。而最让人痛心的是其百年之后学说即思想体系的分崩离析，这直接反映在继承人的分崩离析上，如《韩非子》记载，自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墨家分为三派，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因此一个好的思想主义必须有连续不断且不分崩离析的团队、主心骨才可以被接受与传承。从这点上讲红军长征之路是在找主心骨即民族脊梁之路，而能统一国人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之脊梁、圣人，你自身都不团结何谈知行合一、统一天下。
对于孔子有志难舒的遗憾司马迁同志引董仲舒之评论至为恰当！《春秋》即是孔子同志把理想抱负融入文字世界罢了！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壮志难酬没办法孔子同志只能把借书来喻世了。
有人说可能就会说，把孔子尊为“圣人”是“亚圣”孟子同志，可不是一般人瞎说的。因为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同志在其著述中是曾说道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非也！此为断章取义！孟子原话为：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他说这句话时是有其外部环境的，是他不为齐国所用离开稷下学宫出走时，在事业上失意时，感怀古今有感而发的一句牢搔罢了，他盼着“一王者兴”统一当时分崩离析混乱不堪的中国，可他心里算了算，从文武兴周到他那都七百多年了可还没动静，可见他也不认可孔子为圣人，孟子因为怀才不遇进而才有“舍我其谁？”的无奈感叹而已。然而儒学后人却阿谀附会之，断定中年就会出一个圣人！进而以孔圣人作为基点，按500年的时间段，向前向后找中国的圣人，说什么周公姬旦算一个，自周公以年出了个孔子；孔子以年又出了个汉武帝、董仲舒等等，并把孟子同志封为“其间名世”的亚圣。
鄙人认为这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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