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国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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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弃其国，为了利益可以弃人伦当卖国贼。二是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慎子（前390-315年）.夏箴》中记述夏朝时，“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戒之哉！”即不论平民百姓或官僚士绅奴隶主，如果没有存储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平民百姓的老婆孩子就都没有了或不是自己的老婆孩子了，而公务员即官僚士大夫们的司机、汽车和二奶就没有了。这反映了自禅让制破坏后，阶级贫富分化已经严重，按现在流行的词汇讲，夏朝时的基尼系数已经很危险了，按历史学家所讲，放在那个时期并不算过，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放开奴隶不谈，自由民即平民与官僚贵族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当时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本来就是个不平等的社会，基尼系数高的离谱也就不怪了。但可以看出禅让制即公有制破坏后财产的不平衡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且此后贫富差距由此日益扩大，到了周朝要想防患未然要储备三年的粮食，如《墨子》引《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禅让制即氏族公有制的破坏，使以房屋土地为主要对象的物权从属变更，其历程历经：天下为国有，人人无私有，到天下为国有，国家为一人之私有，到最终的天下为一人之私有，人人有私有。这种变更恰如井田制的建立和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废除。

    篇尾辩“小康”与“大同”

    孔子不愧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以其敏锐的历史触角，把其有生之年所知的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尧舜禹二帝时期的大同社会，后段是以帝禹为始端的小康社会。在《礼记.礼运》中记载了仲尼作为鲁国特约嘉宾参加祭鲁王室的蜡祭仪式后，溜达到宫门前的高台上，有感于鲁国的混乱僭越俯仰天地长吁短叹，正巧他的徒弟时任鲁国武城宰的言偃(前506--前443)在侧。言偃问老师问什么叹气，孔子于是说出了“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这两种社会的分段论断，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杰出君主在位的时代，我没有赶得上，而内心深怀向往。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选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领导，彼此之间讲究信誉，相处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照顾。男子都有职业，女子都适时而嫁。对于财物，人们只是不愿让它白白地扔在地上，这么做并不是想据为一己之私有；对于气力，人们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这么做并不是只为自己一人之利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没有市场，明抢暗偷作乱害人的现象绝迹。所以大门不须上锁。这样的社会可称为大同。而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其子女，贪得无厌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好逸恶劳气力唯恐出在自己身上。天子、诸侯的宝座只有父传于子、兄传于弟才称为合乎礼义。在内城外城都加上护城河才认为防御设施牢固。进而用家天下的礼义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兄弟和睦，用来使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立田地和住宅归属，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就是小康。”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言偃出生于吴地，是春秋时期的常熟人，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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