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编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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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理解:其一，对于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根据来说，其本质上是强调企业自己管理自己，即实现企业刑事风险治理由事后惩治到事前预防的转向，因而契合了刑罚的积极预防目的。其二，对于个人犯罪来说，由于在实践中，个人刑事责任与单位刑事责任往往呈现重叠的状态。并且，单位中特定主体，如中小微企业的企业家与企业捆绑在一起，企业家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决定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长期负责所在公司战略规划、投融资等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参与重组事项，如其被羁押则导致企业重大损失。此外，经由本次合规整改，暴露出王某某所在公司存在的一系列治理结构、经营决策等问题。此时，若以自然人犯罪为契机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整改，必然会实现推动企业预防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效果。显然，赋予涉案企业申请准入刑事合规考察的权利对企业有益而无害。

    由上可知，涉案企业既包括因企业自身涉嫌单位犯罪，也包括公司企业内部的责任人员、管理人员或者关键技术人员等涉嫌犯罪两种情形。因此，有权利申请进入刑事合规考察的适格主体应当是涉案企业自身，而不能仅仅限于大中小微的涉罪企业。当然，为避免过度追求功利价值，肆意扩张适用企业刑事合规的现象，亟需制定相对统一的准入审查标准，接受“公平公正、客观透明”原则的检验。在刑事政策视野下，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的兴起与推进，不仅顺应了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导向，更内合当前刑事政策的宽缓化流变倾向，故，申请刑事合规考察的门槛也不宜太高太苛刻。

    （二）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考察准入的客观标准

    刑事合规激励对象与刑事合规考察对象不是等同的概念，“只有那些适用刑罚惩罚后可能带来过高的社会成本，且确实有合规改造可能性的涉罪企业，才能启动合规整改并最后获得相应的激励。”相对刑事合规激励对象的遴选标准，刑事合规考察对象，尤其是处于申请刑事合规考察准入阶段的涉案企业的条件就比较宽松。但也必须澄清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考察准入的客观标准，即不以企业意志为转移的、在审查之时已经存在的客观的案件情况，主要从企业所涉犯罪的性质（罪质）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量）两个方面考量。

    1.依据企业所涉犯罪的罪质标准进行排除适用。无论是我国合规改革试点还是域外实践，均认为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单位犯罪类型，只是对排除适用的犯罪类型的规定有所不同。从朴素的法感情来看，对性质特别恶劣的犯罪案件，如果允许涉案企业与个人通过合规考察获得宽大刑事处罚，将严重违反民众的公平正义观。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可以排除适用合规考察的犯罪类型。虽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于何为“重罪”“轻罪”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从重罪检察部门对自身的定位来看，重罪是指具有侵害重要法益、案情重大、引起重大恶劣影响以及法定刑重刑化比例明显等特征的罪名。虽然这个基本的界定有一定的模糊性，缺少可操作性，但启发我们可以从绝对排除适用与相对排除适用两种情形将犯罪类型进行划分：凡罪行性质十分恶劣的，无论其他犯罪情节是否严重，应一律排除适用；其他犯罪类型，则在犯罪情节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排除适用。具体列举如下：

    其一，绝对排除适用的犯罪类型：（1）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2）危害国防利益犯罪；（3）毒品犯罪；（4）涉黑涉恶犯罪；（5）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涉嫌的洗钱罪。这几类犯罪侵害的法益严重性、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严重危害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而且一般并非普通的企业可以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类型。其二，相对排除适用的犯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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