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编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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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亚投行应该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开业运营近七年来，亚投行已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签署了联合融资框架协议，共同开展融资项目；与13个多边组织和区域金融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在体系外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即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体系内的制度改进形成不同程度的倒逼压力。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下亚投行的成立，中国就其决策体制设计不搞“一家独大”，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国国会在搁置长达5年之后，不得不于2015年12月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将该组织的部分投票权让渡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及其它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进入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之后，成为一个“体系内国家”，但从来未被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看待过，尤其是中国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制”，被发达国家视为一种“原罪”。因此，在发达国家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自始就受到它们在规则上的打压，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中国“入世”之初，美国意图以to市场化的规则“改造”中国。但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认为中国经济体制的非市场性有增无减，成了体系内的“搭便车者”，谋求通过重新制订像tpp那样的新规则“围堵”中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进一步将中国贬损为采取破坏性贸易体制的国家，是体系内最大的贸易“欺诈者”，从美国攫取了巨大的不当利益，认为当年美国让中国“入世”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联合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试图借助to体制改革等场合，给中国打造量身定制的“规则紧身衣”，以达到“囚困”中国的目的。

    当下拜登当政的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定性为“作为一个巨大的非市场经济体，有独一无二的能力通过不公平、反竞争性的实践扭曲市场，危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和企业”，主张要“重新校准中美贸易关系”，并声称美国“将使用我们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并在必要时候开发新的工具——对抗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行为造成的损害”，其中当然包括在体系内“规锁”中国。这种在规则上压制中国程度的上升，集中体现在拜登政府已经放弃传统贸易自由化路径，即在边境措施上降低关税和扩大市场准入，转向关注边境后环境保护、劳工待遇、反商业贿赂、监管一致性、竞争政策、透明度、国有企业改革等国内治理体制。拜登政府贸易自由化政策从边境措施上“开放游戏场地”到边境后“平整游戏场地”的重心转移以及与之相随的规则重构策略，已体现在其着力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及美国对待to改革的立场上，其无不对中国具有最大的指向性。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所做的最新解释是，“注重低成本和弱规制”的传统全球化版本在边境措施上的放松，使得低成本的中国产品可以长驱直入美国市场；而其在边境后对弱规制的维持，为中国采取“国有企业领导的非市场经济模式”，“持续利用不公平、扭曲的贸易政策和做法来追求有害和反竞争的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大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是，中国成为许多重要商品和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并“开始控制一些关键行业”。“这繁荣了中国的出口，并使之经济受益。但它也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制造商——以及其他to成员国的工人和制造商——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贸易失衡。”

    另需特别关注的是，当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国列为其战略竞争或制度竞争对手，对华经贸关系政治化持续加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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