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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逐渐对传统“小学”和古文字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师从唐文治，习经史，读诸子，治小学，并由小学而及古文字学；
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
这就是唐兰先生的求学经历。
因此，他曾在《殷虛文字记·自序》说：“余治古文字学，始于民国八年。”
当然，对于先生影响最大的人，自然就是无锡国专的唐文治先生。
甚至，苏亦还专门弄一个词条：
[唐文治（1865~1953），江苏太仓人，
字颖候，号蔚芝，晚号茹经，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为了不水文，略）]
唐文治的生平不需要重点提及，但是，他的学识，不能略过。
唐文治专攻经学、理学，以桐城古文派为文学正宗。无锡国专的校训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因此，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
这就是唐兰先生早期的学术背景。
至于，先生跟甲骨文的渊源，则从罗振玉开始。
当时他收集罗振玉的考释，依《说文》体例编次，并有所订正，寄书罗氏，获得称许，并推介给王国维。
于是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氏，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毕业以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无锡中学作国文教员。当年春，就被罗振玉荐至天津周学渊公馆开席授教其二子。
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师生关系，也是这里开始。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1929~1930年，先生受周家之托主编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期间，重理考证之学，先后发表多篇论作，内容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算是他的学术的真正起步阶段。
1929年洛阳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写过相关文章参加讨论，初次接触铭文，他就敏锐地提出铭文中“京宫”和“康宫”实是西周诸王宗庙的论题，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的西周金文断代“康宫原则”的滥觞。
天津担任报刊主编的期间，让他名声鹊起。
于是，1931年5月唐兰应邀到沈阳，同时，又在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学老师。
结果，没当几个月，就遇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之后，唐兰也只能取海路南归。
1932春，应顾颉刚邀请，他在燕大、北大代讲《尚书》。
秋后，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讲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
随着影响的扩大，陆续接到清华、师大、辅仁、中国大学等校邀请，讲授古文字及《诗》《书》“三礼”。
一时之间，让唐兰先生名声大噪。
在授课之余，唐兰还着手编写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为底本，同时编著了《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部著作（也仅出版这两本）。
其中《古文字学导论》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后世，已经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必研习之作。
1936年，唐兰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对馆藏商周彝器展开研究，曾拟编《故宫青铜器图录》，因遭丧乱，其事中辍。
这就是，他跟北大与故宫缘分之始。
苏亦一边梳理着唐兰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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