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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一边在翻看他的各种书籍。
想要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全部弄懂唐兰先生毕生学问，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本书，都是入门级的。
对于现阶段的苏亦来说，已经没有阅读门槛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之后，苏亦很明显就感觉出来。
30年代，确实是唐兰一生学术事业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见证了这个成就。
一个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特意找唐兰先生写序；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著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阅读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著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就是《中国文字学》（1949），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1946）；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1972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1972）；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臣舌）簋”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臣舌）簋铭考释》（1972）；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1972）；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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