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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运用的。这才是昂昂溪遗址发掘在学术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
（3）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这样一个在考古学术史上具有丰碑式的人物，苏亦凭啥跟人家比较？
他拿什么可以比较？
就算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他也不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因为对方是先驱，是开拓者，他最多算是继承者。
张忠培先生把他跟梁思永先生对比，完全就是因为他跟梁思永先生都是新会人，以此来勉励他吧。
不过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做比较。
苏亦还是很高兴的。
都重活一世了，未来，自己要是不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那也太丢脸了，都没脸面对新会父老了。
当然，苏亦终究是小辈，他虽然是话题人物，却不能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中心。
师长们，也有他们的话题要聊。
比如，高铭跟张忠培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他们大学四年都在一起，再加上张先生读研几年时间，恰好高铭先生留校，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多，又因为当年研究生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因此，那些年，他们可以说是北大田野发掘的主力军。
如此一样，肯定就绕不开张先生在华县队的工作经历的。
甚至，1958年，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是高铭、杨建芳、张忠培，三人参与的。当时，高铭先生留校任教，主要是带学生参与田野实习，杨建芳跟张忠培两位先生都在读研，也一起带队主持发掘工作。
毕竟是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几位先生回忆起来的时候，肯定充满感触。
苏亦很自然就把话题带到这个方面来，一方面，他是要分散火力，减少师长们队他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对当年的发掘经历也充满好奇。
考古遗址的发掘，发掘一次就少一次，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前辈们发掘完毕，作为晚辈只剩下学习的份了，想要重新参与，基本上不可能。
只能通过论文或者发掘报告去窥探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工作。
除了泉护村遗址，还有元君庙墓地遗址，不过高铭先生中途就撤出，只是参与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后面的元君庙墓地发掘，并没有参与。
因此，张先生就是发掘的主要领头雁，当年的发掘经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主要成果之一。
说到这次发掘经历，张先生也兴奋不已。
“1958年12月，在9月开始的泉护村、元君庙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解古遗址的类型与分布，我们组成三个小组，在华县、渭南再度进行调查，并在虫陈村、南沙村、郭老村、涨村和白庙村等地进行了试掘。然后第二年4月，我们依据对泉护村、元君庙遗存的上述认识，再度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试掘了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
说到这里，张先生感慨，“后来因为老官台遗址出成果了，开始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关于发掘资料，我们到了195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对两次发掘做出泉护村遗存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杨建芳跟我又写出二稿。1973年的时候，我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可惜，发掘报告的出版，依旧遥遥无期。”
听到这里，苏亦有些好奇发问，“听说，张先生当时对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研究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没有这回事啊。”
瞬间，张先生露出了回忆的神情，然后点了点头，“确实不容易，华县元君庙遗址，当时恰好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于是，在1959年，我就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当时，是套用了马克思理论，以论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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