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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治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所面对的一项头等大事。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神话传说的炎黄部落时代，到上古先秦时期，这条母亲河一直都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夏文明的源头才在黄河流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然而自西汉时期开始，黄河便开始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泛滥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曾面临黄河水患的威胁，下游民众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也是苦不堪言。
甚至有好几个朝代政权就是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间接或者直接灭亡。
当然，历朝历代也没有放弃过对黄河的治理，可以说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华民族就开始了与黄河斗智斗勇的两千年。
在这两千年的时间里，有无数人为治理黄河提出过或可行或不可行的方法，他们当中有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些则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然而治理黄河，始终是一个国家性的超级工程，单靠某一个朝代一两位君主的励精图治，是很难长期有效的对黄河进行治理的。
比如在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之所以呈现为“之”字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治理黄河。
从洛阳将黄河分流，导向流入淮河的通济渠和流向海河的永济渠，实现减小和降低黄河泛滥时下游河南、山东等地遭受的水患。
虽然隋炀帝确实在历史上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但就像皮日休的那首诗一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确实为后世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至少唐宋两代都享受到了这条大运河所带来的好处。
别的不提，宋朝的首都开封之所以能在当时繁荣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便是享受到了大运河所带来的便利。
但黄河并不是那种安分的河流，大运河的开凿确实对黄河起到了一定的治理作用，也对水患有一定的抑制，但随着河道的淤积，以及朝代的腐败，对黄河的治理也就日渐偷工减料，从而酿成了朝代末期水患频发的恶果。
其中元代更是一个典型案例。
元代所面对的黄河水患，追溯起来可以上溯到北宋末年的丞相杜充身上。
金国第二次伐宋攻破开封前夕，杜充镇守北京大名府，自诩“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似乎是韩信再世，不但能运筹帷幄，还能亲自带兵上阵。
但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不敢与之交锋，唯一的对策是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
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
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
就此，黄河水涌入泗水，小小的泗水无法承载自喀喇昆仑山天上而来、蜿蜒数千公里的黄河水，汹涌的黄河水全部涌入了淮河。
然而淮河也承载不了黄河巨大的水量，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还把淮河下游河道淤高堵塞，夺取了淮河的出海口。
本来淮河可以排向沂河等支流的，现在全部被黄河泥沙堵塞了，无路可去的淮河在盱眙淤积成了湖泊，也就是今天的洪泽湖和高邮湖，而在山东，被黄河夺取水道的淮河支流泗水，也在山东形成了南四湖和骆马湖。
之后近千年时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黄河下游的黄泛区，就这么祸害了华夏文明近千年。
从杜充掘开黄河开始，黄河夺取淮河水道入海，黄河年年洪水，淮河年年泛滥，皖北、苏北成为黄泛区，造就了千里饿殍的景象。
直至元朝建立，面对泛滥的黄河，元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大都的漕运安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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