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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莫利。
两年多来，莫利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莫利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莫利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莫利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莫利去农场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莫利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莫利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莫利跳一种很过分的舞，莫利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莫利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莫利的性知觉。
莫利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莫利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莫利们的歌曲。这是莫利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像在预见之中。莫利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莫利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这场运动最后使莫利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莫利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莫利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莫利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莫利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莫利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莫利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莫利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莫利离开就完了。莫利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莫利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莫利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莫利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儒沫相生来形容。所以，莫利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1989年冬，莫利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莫利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惬旗息鼓了。
然后，莫利就来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