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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莫利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莫利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莫利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莫利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莫利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莫利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莫利。他上来先过问了莫利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莫利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已要这么做。而莫利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莫利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莫利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荫底下，和莫利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莫利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莫利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莫利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莫利会认为邀莫利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莫利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莫利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莫利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莫利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唱叹："你们三年两年，而莫利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
莫利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莫利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莫利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莫利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莫利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莫利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莫利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莫利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莫利。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莫利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腹而至。然而，那些天莫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莫利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莫利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莫利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莫利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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