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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赵旻这个穿越客之外，目前天下诸侯，仍奉行“二重君主观”，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简言之，各方诸侯，包括袁绍在内，均允许自己的臣属拥有部曲。
孙策甚至干脆反其道而行，推行授兵制。
总而言之，成都城内兵卒虽有上万之众，但绝大多数，都是刘璋臣属的私兵，所以赵旻无权决定这些兵卒的命运。
赵旻言罢，再次躬身抱拳，不复多言。
当着故主刘璋的面儿，谁好意思站出来转投新主？
即便真有人站出来，赵旻也不敢收这等不义之徒。
因此，赵旻将此地留给步骘和刘璋，又将于禁、刘晔及一屯亲卫留下协助步骘，便请东州士人至衙署书房密谈。
【作者题外话】：在此，云某有必要为诸君系统地简述一番东汉、汉末基本国情。
东汉，因以士族立国、察举制盛行之故，大概是封建时代最讲究“忠孝节义”的王朝。
对士人而言，尊长大约有三，一为君，二为亲，三为师及举主（举主实则也算师的一种）。
君亲师自然无需解释。
而所谓某人之举主，指察举制中举此人为孝廉、茂才者，以及举此人出任官吏者。
综上，为君尽忠、为亲及师尽孝、为举主及主君尽忠义、为友尽义，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
注意：其中，故主、举主，相当于士人的二重君主，其尽忠优先级甚至要高于天子。
亦即：效忠直属上司在前，效忠朝廷在后。
是故，梁启超先生才会如此推崇东汉的道德底线。
同理，公孙瓒为故主不惜背井离乡远行护送，才会广受好评。
而到了汉末，情况又发生了些许不同。
因诸侯割据之故，二重君主观渐渐转变为，效忠主公在前，效忠天子在后。
最典型例子，当属关羽身在曹营，而自诩“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
因此，关公得以忠义而称于世。
对于益州刘璋一众僚属的行为…
云某便以刘虞和田畴主臣为例，为诸君详细解释一番汉末士人们的行为逻辑吧。
关于刘帮主和关公的小摩擦，咱们后面再继续聊。
田畴是汉末群雄之一。
其人早年割据河北，多次拒绝袁绍招募；
直到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伐乌桓，才率领宗族归附。
然而田畴在委质曹操之后，却始终拒绝曹氏的加官封赏，乃至激怒曹操，讽喻群臣弹劾田畴。
彼时荀彧曾替田畴求情，而荀彧又死于汉廷魏国（213-220）建立之前。
可知曹操封赏的，一定是汉廷官职，而不是魏国官职；
因此，田畴在法理上并无拒绝的必要。
同时，田畴的个人特质，又与同卷人物格格不入。
田畴被收录于《魏书十一》，该卷性质为“逸民传”，所谓逸民，即拒绝招募，隐逸山野的高士。
从该卷的其余传主（袁涣、张范、凉茂、邴原等人）的记载来看，他们所拒绝的，均是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公孙度等地方割据者，最终却均归曹氏，可以说，这很符合曹魏的主流价值观。
唯有田畴，拒绝的是曹操的封赏，是《卷十一》中唯一的异类。
所以，田畴的行为逻辑，便与益州士人们极为相似，尽管二者间的经历可谓南辕北辙。
也就是说，其人实则深受“二重君主观”影响。
因为田畴辞封的首要原因，在于心系刘虞，与“忠于汉室”反倒关系有限。
益州那些士人们，不也同样如此？
从“受命入长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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