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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李原名“以通经儒士举为御史”（《明史·列传第二十四》），正统十年黄镐“以明习法律授御史”（《明史·列传第四十五》。）第三是“有所历练”，即兼具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选拔御史，“必先试以小差，果能称职，方准实授。”（《明会要》卷三十三）明代特别注重选拔一些政绩卓着、声誉良好而又深知民间疾苦的知县担任御史，比如隆庆年间南海知县詹仰庇“施行恺悌之政，刑清赋省，使人欢欣鼓舞”，于是“征授御史”。（《明史·列传第一三》）
三是重视惩治问责。明代监察官员若在巡视中“不作为”，要被杖责和流放，若涉嫌受贿，更要加重处罚。“凡监察御史巡历去处，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赃从重论。”（《明会典》卷二九）若在办桉期间收受贿赂，更会被严惩。宣德年间，枣强县令因私怨杖杀衙役，后向查办此桉的御史任祖寿行贿一匹良马，得以从宽处理。事情暴露后，任祖寿依律应被流放，同僚念其年老为他求情，明宣宗说：“身为御史徇私枉法，此风蔓延，法令必坏。按律治罪，以儆效尤。”后来御史沉润也收受巨额贿赂，东窗事发时恰好赶上大赦天下，有司认为减为杖责即可，明宣宗点了点头，“御史犯法，赶上大赦，杖责就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明宣宗接着说，“那就发到辽东充军吧，御史犯法岂能因大赦而宽恕。”这两件事情之后，监察官员队伍一时风气肃然。（《明会要》卷四十六）
正是因为明代重视防止“灯下黑”，明代监察官员群体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出现了于谦、海瑞、杨涟等优秀监察官员，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对明代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后世史官对此评价道：“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循吏传》）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从总体上看，明代前中期的吏治确实比元末大有好转。当然，明代监察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和内外交迫的政治大环境下，监察机构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甚至有些手段高超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上，即使是法律和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很多地方上也赶不上朱元章的巧妙设计和构想。
……
可如今轮到杨进自己要被极有可能追究罪责，眼下他不由得开始慌乱了起来，一旦自己的罪名和行径被坐实查证了的话，那相应的罪过可真是不小了去！
首先自己率着数百人的护卫队伍却离奇的失踪在两淮地面上，然后又化成整为零的，悄悄潜回了京城，随便说轻一点都是玩忽职守。更何况自己还通过此举来达到设计和构陷淮王的卑劣目的，一旦张丹青打算把这件事儿捅出来的话，作为高高在上的见闻皇帝朱允文，说什么也不会公然的向百官承认是自己暗中下令或受益自己行动的，那么整件事的结果只有自己咽下口水独自承担，甚至丝毫不敢提及是皇帝的暗示……
而一旦罪名坐实，这种谋害亲王的罪名，那自然可不小了！自己要么被千刀万剐，要么被当众剥皮，而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背后的家族，自然也要遭到重点打击。
杨进做官的时间虽说并不算有多长，但多次来到京城赴京赶考的经历，也见识过了不少，那些被皇帝朱元章眼里处理过的官员们，有几个官员，他们的妻子女儿，又能够落得了一个好字？！被送入教坊司，受人肆意的凌辱，那都是家常便饭！这自然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