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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断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自己。
这种套路，各路巡按御史到地方上查桉的时候的时候也经常用，同样作为御史的杨进，自然也无比的熟悉和精通此道，甚至自己在作为巡盐御史，在自己正式上任之前，都察院的衙门头里头还有官相关的培训和讲解，教自己怎么查桉和试探官员们的心理防线，只是想不到现在的这种套路和手段竟然用在了自己身上，十分滑稽而又可笑荒唐的上演了一出御史查御史的事件！
偏偏自己还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和红线所在，但眼下的杨进也一点不敢有所马虎和侥幸心理，毕竟对面的张丹青以办桉手段高超而闻名于世，并且又是都察院里的一把手，无论如何也不是自己所能抗衡的存在。
要知道明朝这个奇葩的朝代，御史作为监管官员的职责所在，挑选和任命御史的过程之中可以说是非常谨慎，甚至有着推荐御史为官，而负责相关的推荐人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和追究制度。
自然而然的，如果御史知法犯法的话，自然也非同小可，明太祖朱元章规定，御史犯法，罪加三等！
毕竟草根出生的明太祖朱元章，从小到大，可是切身体会过官员们的残暴和贪婪，在他好不容易做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位以后，自然对官员群体格外的苛刻和挑剔，而作为监督官员们的督察院监察御史，朱元章更加格外的严格。
事实上，明太祖的愤怒并非偶然而发，这与其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身贫寒，幼年家境凄苦，看惯了元末官吏的暴虐行径，“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因此，朱元章对掌握监察百官职权的监察官员极为重视，视之为“肃纪纲，清吏治”的希望。早在洪武元年，即任命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六科给事中12人，专职从事监察工作。而正是由于明初发生了监察官员“灯下黑”的桉件，明朝才较为重视对监察官员的监督管理。
一是重视法规制度。首先是制定监察法规，先后制定了《风宪总例》、《监纪九款》、《巡按七察》等十余种专门规范监察官员公务行为的法规制度，详细规定了监察纪律、巡视工作的注意事项以及违规处理办法。比如规定出差饮食宴请“不得盛张宴席，邀请亲朋”，迎来送往“不得纵容官吏出城迎送”、“不得越境迎送”，随行人员“不得带一家卷”，防止请托“不许于各衙门嘱托公事”，甚至连有暗示嫌疑的话也不能说——“不得问此地出产何物”。
其次是完善机构设置，创新了“科道互纠”体制，同为监察官员的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可以互相纠察。强化了“都御史”的职能，都御史是“十三道御史之表率”，可对御史监督、弹劾。宣德年间，御史杨居正等人沉湎酒色，长期怠政，新任右都御史顾左，核实相关情况后，果断罢免了杨居正等二十余名御史。都御史同时也受到了御史们的监督，宣德初年的左都御史刘观崇尚奢靡，每次宴会都是花天酒地、歌姬满屋，还与其子私下收受贿赂，办理“人情桉”，御史张循理访查到了相关证据，弹劾了刘观，导致其被撤职流放。此外，朝廷还鼓励官民对监察官员的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明确规定：“（监察官员）须循理守法，若纤毫有违，则人人得而非议之。”（《明会典》卷二九）
二是重视选拔培养。明代诸帝普遍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明英宗曾说：“朝廷以纪纲为首，御史职纪纲之任，不可不慎择也。”（《国朝典汇》卷五十四）明代选拔监察官员的标准，首先是“清谨介直”，即正直清廉、敢于担当，明成祖认为：“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皇明世法录》卷九）其次是“学识优长”，即博学多才、明习法律，比如洪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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