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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书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书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书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书吏向福康安索要的“部费”，就是他们的隐性利益，是他们自肥的肥沃土壤。
那么，什么是“部费”呢?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是严格的，军费报销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是“投文”，即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然后是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等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奏折，交皇上审批，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在于“批驳”。为了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所谓“部费”，说白了其实就是清政府某部门吃的回扣，据说就是皇帝也拿这个“回扣”没办法。
按一般人的想法，这些巨额的“部费”一定是进了户部大员的腰包里，其实不然。大清帝国有个官职叫“书吏”，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有意思、并且吊诡的是，款额巨大的“部费”大多是落入了这些底层文员的腰包。按照常理，书吏的上面还有司官、员外郎、郎中、侍郎和尚书，但是，这些人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更叫他们头疼，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这样书吏就有了权力，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报销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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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是福康安，后世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曾国藩也照样都在书吏面前“吃瘪。当年，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即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也托人，他托的人是李宗羲。李当时是江宁布政使，与户部的人不熟，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了。事儿办成了，但是，曾国藩对“部费”一事很恼火，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此要求。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书吏索取“部费”，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不会自掏腰包，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
乱摊派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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