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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有侄儿侄女，正是垂髫年纪，想来定是喜欢，所以回衙门的时候，我顺手就买了些，还请尚书大人不要介意！”
原来如此，倒是自己有些太过谨慎小心了，张丹青心中不由暗想，毕竟在自己的潜意识之中，京城六部的小吏，各种部费和敲诈勒索的钱可一点都没少赚！下意识之中，对这些小吏可没什么好印象！
便试探着问道：“你们这些小吏，尤其是在六部衙门的，平日里肯定没少向地方官以及前来办事的百姓索要好处吧？！”
马三皮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像是被戳中了心事一样，恐慌的哆嗦起来：“大人恕罪，自古官场都是这样子的，在京衙门的小吏，这些个小吏都是没有俸禄的，也都靠这些陋规存活，但凡来衙门办事的百姓和地方官，都会给上些许陋规孝敬！但是大头都是归长官所有，我们拿的只不过是一些湖口的小钱，每个月也总共只有几百钱而已，还请大人明察……”
才几百文，张丹青顿时大失所望，顿时也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情况，自己印象中索要陋规成风的应该是在清朝，而明朝尤其是明朝初期，小吏索要漏规的情况，应该还只是萌芽阶段，并不像清朝那般普遍。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按规定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气这种勒索?!他气得暴跳如雷，怒道：“幺么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福康安一听，顿时傻眼，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乖乖照办……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着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湖。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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