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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而显露出了它愈发残酷的一面。
职校的学制一般是“2+1”，即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理论与实操，第三年去企业实习。在这个实习过程中，学生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他们成为了廉价、弹性、无保障的劳动力。中职实习生是流水线工人的代名词，高职相对好一点。实际上，职校生们常常会被安排加班，节假日也没有休息。甚至在面试时，“是否愿意加班”成为了一个筛选标准。
探究用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企业的用工需求在不断演变，它们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大量使用易管理且灵巧的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在内地的迅速扩张，修建超大型工厂，劳动力严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针对女工，越来越多男工涌入；2000年后，中国加入TO，沿海地区建立外向型工业园区，内地城镇化工业发展，都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从此，实习生的使用率逐年增加。虽然对企业来说，长期工可能更省钱，但是如果市场不稳定，企业就会倾向于不招募太多长期工，而是招临时工或实习生。
在美国机器大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工厂雇主对工人个性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服从和尊重权威。统一着装是对劳动者身体的驯服，凡是抵触权威的人便会受到惩罚。职业学校会主动选择向企业靠拢，以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规范来教育培养学生，目的即是养成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劳动力个性品质。
不仅是工厂，在服务、IT等行业的搬砖岗位也同样如此。
显而易见的是，实习生的权益没有得到教育法和劳动法的有效保护。通过大量使用学生工，企业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固定岗位的供给量，这实际上给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越来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岗位，零散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会越来越糟。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这些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
阶梯等级化的教育系统内，职业学校学生作为被筛出去的那一部分，作为主流之外的被污名者，同样时时刻刻面临着权力的捶打。说到底，职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和国家的阶级结构有关——也许未来的职业不能完全决定他们当下的身份认同，但随着年龄的升高，就业期限的逼近，他们终将在和社会短兵相接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的职业教育经历意味着什么、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如果说，整个职业学校的教育市场仍然在忽悠他们，让他们以为那张文凭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那么，或许实习经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学生们或许依然保留着对文凭和教育体系的信任，但实习就业将使他们直面赤裸裸的现实。他们也许会发现，尽管接受了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与其他打工者并没有太大不同。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变缓、毕业大军日渐庞大的今天，普通本科生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
研究发现，职业学校的教育日常重管理而轻技能，职校教师和家长对职校生的管理性要求大于知识性要求，教育期望较低，弱化技能教育导致很多职校生的技能学习处于“皮毛”水平。而进入企业后，职校生又面临渴望学习技术却学不到技术、空有一身技术而无处用武的境地。这是由于现代工业劳动存在去技能化的趋势，自动化技术愈发展，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就愈低。受此影响，技术工人劳动被降级为简单劳动，工业企业更重视劳动者驯服的个性品质。在这个逻辑闭环下，职校的教育过程愈发重视规训和管理而偏离实质内容，导致教育内容的空洞和教育生态的恶化。
在不出事的心态下，一般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要求是只要能规规矩矩地坐着即可，尽管学生梦游躺尸的情况比较多。至于能够学到多少知识和技能，反而是较为次要的问题。如此一来，一个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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