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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的，仍然是对刘sir这个人物的刻画——对他的人格究竟怎样得以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追索；那么到了《终极无间》里，他的身份、他的真实的自我其实已无悬念，导演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他对自己这一身份、这一自我的徒劳的改写过程。
应该承认，杨锦荣和沉澄这两个新的人物的加入，在编剧技巧上构成了置换前一个悬念的新的悬念，他们两人身份的可疑促成了观影快感的新一轮延宕，好象不到最后的高潮段落这一谜底不能真的揭破。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很早就已“暴露”给观众了：当刘sir第一次潜入保安部安装监视器时，楼道里就响起了腿已瘸了的沉澄特有的脚步声。
由李心儿的精神分析所提示的叙事本身的可能性，在刘sir那里实在很难成立。他也并非没有倾诉，他把自己“是韩深的人”这一事实告诉了李心儿——但是这无济于事。
并不是所有创伤都能够通过修订记忆来抚平的，并不是所有事实仅仅通过叙事就能变得顺理成章。讲述或者倾诉确乎能实现一种想象性的解决；然而同时，这种解决也必然提供真实以一种再现性的呈现。这不仅是刘sir的困境，母宁说这其实正是精神分析自身的困境：一种关于叙事模式的困境。精神分析作为临床实践，端赖对话双方的主体间关系，倾诉不过是转移了症候，使之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显影。
当你的倾听者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当你的倾诉因那个对象的缺席而无法得到反馈，当你失去了那个对话的另一主体——准确说，失去了那个在符号界不断借他人的躯壳而显灵的他者，那么你的想象就永远不能应合于符号秩序，永远不能获得一个为这一秩序所认可的社会身份，你的贵乏的自我就不能从对话过程所实现的身份指认中得到任何补偿。
这何止是刘sir这个人物的困境？他对自己身份记忆的徒劳的改写，难道不正暗喻着身处港岛文化认同危机之中的电影作者所面临的主***置的两难选择？
对于这部影片的叙事者来说，他们的倾听者、他们的对话对象、他们的观众究竟是谁——港岛，还是母亲？就港岛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论，母亲显然不是那个适当的人选；但与此同时，母亲毫无疑问又扮演着最重要的他者形象。在港岛与母亲之间，就是想象界与符号界断裂的地方，就是只有“必是非常潜能”的主体才能游走其中的无间道。
逢此历史际遇，对于作为港岛文化认同最主要载体的电影生产，叙事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这是《终极无间》提出给影片自身的难题，其困扰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也显现在影片的体征上。
那个精神分析的诊疗室，确乎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主体/自我/他者所构成的叙事自反的场景。这一场戏里，尤其令人疑惑的，是阿仁哥和刘sir共同分享着李心儿的催眠的那个画面。这当然是一个想象性的场景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无法确定，那究竟出自谁的想象？是李心儿面对刘sir时，脑海里仍然时刻浮现着阿仁哥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还是刘sir希望通过阿仁哥的幽灵在自己身上附体，来改写他的自我、改写他的身份记忆？
他把阿仁哥作为理想自我的投射，的确是贯穿整个影片的情节线索；然而从镜头语言上，我们很难相信上述场景会是出自刘sir的想象，因为他和阿仁哥始终分享着画面空间，也即分享着意义空间。这和整部影片的基本配置是相一致的：刘sir和阿仁哥都是被叙客体。从李心儿的角度上，这种含混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这一叙事段落是以她对阿仁哥的回忆开始、也是以她对阿仁哥的回忆结束的
特别是最后，黑白画面（阿仁哥说：“过了今天就没事了。”）直接转而为彩色画面，（李心儿的）心理空间直接转换为（以阿仁哥为行动主体的）故事层面，这表明李心儿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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