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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姑父是江城医学院毕业的，又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过，水平高名气自然就大，在岔河镇感觉就如华佗再世、扁鹊重生，找他看病的人常常挤满他的办公室。我父亲经常说他小姑父医术高、人品好，说他小姑父家里的土特产总是堆积如山吃不完、用不掉，有时候还能送些给我父亲。
那时候为了响应国家“把医疗卫生办到农村去”的号召，江城医学院在岔河镇医院办了一所赤脚医生大学，人们习惯称之为“赤医大”，父亲的小姑父又是教课又是看病又是“开刀”简直忙坏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父亲的小姑父（我叫他小姑爷爷）给“赤医大”学员上课，小姑爷爷是做外科的，给学生们上外科手术课时，用狗做试范，把狗儿四脚朝天地固定在木制手术台上，用锋利的刀片去开膛破肚。可能是不打麻药的原故，那狗儿痛得嗷嗷直叫，惨叫声传出很远，我被那“手术”的场景吓坏了。从此我觉得医生其实跟我们村的杀猪匠王三儿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很天真很幼稚说到底还是无知，哪知道杀猪匠怎能和医生相提并论呢？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小姑爷爷替我老祖父诊断出是膀胱结石，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膀胱”，更不知道“结石”是什么东西？就怕老祖父这下没命了便担心得要命。
小姑爷爷说“膀胱就是盛尿的口袋，里面结石大了堵塞了输尿管，如排不出尿来，就必须要进行手术摘除治疗”。
我一听到“手术”就联想到“赤医大”学员们给狗做“手术”的场景，吓得我哭得不行，求父母把老祖父送到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随后岔河医院的救护车便把我老祖父送到了江医附院。
我的家虽然地处偏僻的苏中农村，可是解放前却有几位先辈参加了革命。我老祖父有一位堂弟名叫丛其山他因吃不饱饭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到了陶勇的海军部队，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解放后转业到交通部水运规则设计院工作，据说后来官至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在北京市柳芳南里安享晚年。
我父亲的三叔叔吴春生，解放前做过私塾教师。因逃婚而参军，五十年代转业到江城医学院当办公室主任。他每次回老家都有“乌龟壳儿”的汽车接送他，四乡八邻有人生病都找三叔爷爷安排看病。乡长、书记都请他吃饭，在我们家乡很有名气。
在那个年代里，好多亲戚盖房都请他帮忙批木材、水泥计划。我家盖房时也是三叔爷爷批来的水泥大梁，我父亲用“挂桨船”从江城一路水运回家。
我老祖父去江医附院看病这件事一定要惊动三叔爷爷的。三叔爷爷打了一个电话给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后，老祖父很快就住进去了。我因为高中在读又揣着上大学的梦想，就专心在家读书没能去江医附院。但我心里已经无时无刻不对那座“救死扶伤”的人间圣殿充满着向往。
父亲在江医附院陪老祖父治病，他尽心尽责地服侍在老人家的床前。父亲只是老祖父的孙女婿，可父亲的孝行不但感动了老祖父，连病房里的其他病员、家属甚至医护人员都被他的行动感动得直竖大拇指。
父亲抽空便坐“机机快”（一种客船）回家，有一次他给我们带回半瓶老祖父多下来的“麦乳精”，父亲一边用开水冲给我们尝新，一边还给我们兄妹讲起医院病房里的趣事。
父亲像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惟妙惟肖地对我们讲道：
“那些医生、专家个个都是穿着白大褂儿，每天上午八点准时来查房，病房里的小护士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轻盈得像飘来飘去的白蝴蝶儿一样，说起话来声音像银铃儿似地好听。”
“还有那些医学院的实习生（大学生）跟在老师后面认真地听讲，仔细地记着笔记……”
父亲的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考进江城医学院，融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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