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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5·12"，是否像美国的‘9·11"，灾难让全国人民更团结了？”
我回答说：“不。‘9·11"有敌人，有仇恨，所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5·12"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中国人只靠爱，解决一切。”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话会引起香港和内地那么多中国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条界线：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内地来的骗子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连你们，也鹦哥学舌地说什么“石一歌”！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
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名作欣赏》（总第318期
）。开始并不怎么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个署名“祝勇”的人，在气愤地批判“石一歌”几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么呢？原来，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说，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个人断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进行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仅如此，这个人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捏造”，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那画，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
任何人被诬陷为“捏造”，都不会高兴，但我却大喜过望。
十几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写过什么。此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了。
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如获至宝。
被批判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现在一本叫《鲁迅的故事》的儿童读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由“工农兵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我当然不可能去读。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室，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为，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
周建人会不会“捏造”？好像不会。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实人，不会乱说。何况，周建人在“文革”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其实，那间读书室我还去参观过，很舒服，也不难找。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普遍，鲁迅也读了不少。他连那位担任过***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处于通缉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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