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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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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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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句话,漂洋过海,历尽沧桑,居然又被一个病榻上的老者捡起,颤颤巍巍地写给了我。我,承接得那么沉重,又突然感到喜悦。

    Letthenbsp;say!

    这句简短的英文,成了我后来渡过重重黑水的木筏。从此,一路上变得高兴起来,因为这个木筏的打造者和赠送者,是萧伯纳和黄佐临。他们都是喜剧中人,笑得那么灿烂。

    黄佐临先生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站在他的人生句号上一点点回想,谁都会发现,他这一生,实在精彩。

    你看,我们不妨再归纳几句: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告别萧伯纳“赴国难”;

    在国难中开创上海戏剧和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后,在另一番艰难岁月中发表了世界三大戏剧观的宏伟高论,震动国际;

    等灾难过去,北上京城,在剧场里拷问知识分子的心灵;

    最后,展开一个童心未泯、又万人钦慕的高贵晚年……

    我想不出,在他之前或之后,还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巨匠,拥有这么完满而美好的人生。

    对他,我知道不能仅仅表达个人化的感谢。他让中国戏剧、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中国人,多了一份骄傲的理由。他是一座伟岸的高峰,让磕磕绊绊的中华现代文化大船,多了一支桅杆。这支桅杆,栉风沐雨,直指云天,远近都能看见。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这不是他的遗憾。

    我听从他的遗言,从来不对别人的说三道四稍作辩驳。但是,前两年,纪念中国话剧一百周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提黄佐临的名字,大家只把纪念集中在北京人艺和《茶馆》上,我就忍不住了。当然,《茶馆》这台戏也不错,尤其是第一场和最后结尾更好一点。但是,这可是纪念百年的风云史诗啊,怎么可以这样!

    我终于写了文章,说:“看到一部丢失了黄佐临的中国话剧史,连焦菊隐、曹禺、田汉、老舍的在天之灵都会惊慌失措。历史就像一件旧家具,抽掉了一个重要环扣就会全盘散架。”

    对不起,黄佐临先生,这一次我没有尊重您的遗言:Letthenbsp;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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