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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为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翻译过来就是,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其子女,求才使力都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的宝座,时兴父传于子兄传于弟。内城外城加上护城河,这被当作防御设施。把礼义作为根本法则,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兄弟和睦,用来使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立田地和住宅,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就是小康。”
孔子同志以其敏锐的历史视角,把其在世以前的中国历史界定为两个时代:“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时代,即我们可理解为“公有制时代”和“私有制时代”。正是在此前提下他才界定了“圣人”和“君子”的区分标准。孟子也认为唯有尧舜称得上圣人,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也说道: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正如荀悦《申鉴》中对这种分类的赞叹: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
法家的韩非子在其《显学篇》中道“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显然当时儒家和墨家都是以得到尧舜思想真谛以自居的。把帝尧尊为圣中之圣的“至圣”是先秦诸多文人学者的普遍看法。帝尧被尊为“至圣”的主要原因,就是孔子所说“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即帝尧不但有崇高的政绩,而且有灿烂的政治制度!而能代表其制度灿烂的关键节点就是帝尧时代所实行的禅让制。禅让制的推行实现了礼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世界”,这即是孔子把帝尧尊为圣人的根本原因,孔子之前也帝尧才真是不折不扣的真圣人,故鄙人称之为中华民族之第一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