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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sopotaa）地区的第三乌尔王朝（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2000年），以楔形文字写成，描述了苏美尔（sur）王朝的都市国家乌鲁克（uruk）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sh）的事迹，所述的历史时期据信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史诗第三部分记录吉尔伽美什艰难跋涉，在用尽了120根船桨以后终于渡过死亡之海来到目的地。向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大洪水唯一生还者和永生者探索生死奥秘。希腊学者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有很多联系。古埃及第一任国王美尼斯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一埃及，之所以统一恐怕也是借洪水之机，因为他是当时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国王。同样在古代印度的神话中，也有大洪水的故事，正是在这次大洪水中，著名的湿婆大神大显神威，他脸上的那道标志性的兰色闪电伤疤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不仅如此，在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中的创世神化中也都有着类似的故事，诸如藏族、回族、傣族、苗族等等。可见在上古时代地球上出现过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可惜的是这场洗涤地球的洪水并没有使人类惊醒，却导致了另一个结果人类迁徙往高处聚集，并因此兼并融汇。在西方世界的地中海流域，当这场世纪洪水消退后，只剩下方舟里走出来的诺亚家族来统治，西方文明只剩下诺亚家族横行世界，除了诺亚一家外亚当以前生的都淹死灭绝了。东方世界则被踏九州治理洪水、掌控生杀予夺实权的夏禹家族逐渐掌控，中国没有方舟的故事，因为中国有黄土青藏云贵等三大高原，有泰山，所以当洪水来时人们可以迁徙到高地，使原先分散的部落迁徙到高地。由于可供人类居住领地的缩小，促成了华夏各氏族部落间第一次大范围的兼并融合，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夏禹树立了威信，成了领袖群伦级的政治人物，并在大洪水退却后成为中国当时独一无二的当权者，进而形成了一个家天下传承的王朝夏，于是禅让制终结了——家天下开始了，中央集权引发的利益冲突随之变得更加惨烈起来。
大禹从此在每个有雄心的人的心头，种下了第一个坏蛋的种子。对于夏禹在人性恶变中的影响，战国中期的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有一非常客观的评价——其在《庄子天运外篇》中说“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舜之治天下使民心争，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而“民心变”成的成因是由于国家私有，家天下成为国人品性沦没最为肥沃的土壤，不幸的是此后其千变万化而营造的环境越来越好，王权霸业这颗邪恶的种子在人们的心底深处永远的安了家，使其不断滋生蔓延，于是掠夺、杀戮无时无刻离开过我们。当诺亚走出方舟那一刻既是旧欲望与杀戮的暂时终结，也是新欲望与新杀戮即将开始的记时，欲望的种子从此刻开始永远埋在每个人的心头，有机会它就会发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对别人、对大多数、甚至对所有人的“蛋”或说是“利益”的占有欲，最有效的手段是掌握君临天下的“话语权”，故而对王权霸业的争夺变得更加残酷，使人性再没有了底线，没有底线的底线，这就是恶人的底线。由此王权霸业的争夺引领了世间一切大小利益的争夺，同时争夺天下过程中所用之非常手段，更是世间黑道所无法比拟的，他们是黑道中的大盗，大盗中的强盗、强盗中的极品，堪称国盗、盗圣。可以说国盗是天下万盗的鼻祖，正是他们把中国黑道赖以生存的基石打好了，夯实了，并成了后世恶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大的隐身草、黑盾。没有他们没有春秋时期的“弑君三十六，亡二”的社会动荡，这也是为什么庄子先生所讥讽“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原因。
对此东西方历史学家们几乎不约而同记录了人性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如以信史来考证，中国是在公元前831年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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