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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军进厂没多久，就赶上企业改革，当了销售科长，用她妈的话说，就是忙得连说媳妇的时间都没有了。眼看三十了多，一贯不管不问这事的他爸也开始急了起来。要说，来张家提亲的人那可是踏破了门，张从军也见了不下一个排，可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慢慢县城的人都知道张家门槛高，来说亲的也就逐渐少了起来。
一天，黄祥来看张从军，俩人来到县城一家新开张的饭店弄了点酒喝了起来。酒后，黄祥说，时间还早再弄点啥。张从军有点醉意，他说：“早也罢、晚也罢，都是回家对着天花板瞪大眼，还能干点啥？”黄祥付过账问：“没事吧？”“没事，这点酒，要是有事，那还叫张从军。”
这时，从旁边的桌子上站起一个人，热情地说：“张科长，在这遇见你，真是幸会。”张从军觉得他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你忘了，张科长，邵县长批的条子。”张从军一下子想起来了。酒厂的酒，除了计划调拨的外，没有分管工业邵县长的条子，一瓶也提不走。年前，酒最紧张的时候，这人拿着邵县长的条子找到厂长盖了红戳后，便来提酒。张从军给办好两百箱的提货单，可他磨蹭着就是不走。张从军问他还有什么事，他支吾着什么也不说，突然，从棉大衣中摸出厚厚一叠钱，使劲往他口袋塞。这钱是崭新的，就像过年大人给小孩子的压岁钱。张从军吓了一跳，趁着外边有人敲门，一把就把那人推了出去。自从张从军当上销售科长，往他口袋里塞钱的可不是希罕事了。这事他回家给他爸说过。他爸说：“你记住了，咱要钱一不买房，二不买地。那东西多了只能害了咱，天下自古就没有白吃的饭。”
张从军借酒故意装糊涂，不愿和那人打交通。他指着黄祥说：“门在哪？谁说不喝了，出去再接着喝。”说着踉踉跄跄地朝外走。那人见状急忙向老板娘使了个眼色。老板娘把刚才黄祥付的账钱使劲地往他手里一塞。黄祥朝张从军看了一眼，见他已经走到门口就顺手把钱揣进了口袋。
“你怎么这样磨蹭？”张从军回头问了一句。黄祥没说什么，打了个岔就把话支了过去。黄祥领他来到县西街的一条巷子里，俩人在一家叫天街的歌舞厅门口停下。从里边，不时传来阵阵歌声。张从军说：“这地方有啥好来的，我在部队当了这么多年兵，对这东西没啥兴趣，不如找个地方去谝谝。”黄祥推了他一把说：“来了就进去看看，说不定你会感兴趣的。”
“俩人正说着话，从歌舞厅走出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烫着县城还很少见的菊花头，穿着一件裁得很得体的紫色平绒短袄，长着一双单眼皮，眼睛不大，却透着一种县城女人少有的淡雅。”“两位老板听歌呀?”那女人在问他们的时候，对黄祥略微地笑了一下，显然她觉得黄祥面熟。“先找个座再说。”杨祥没等张从军开口就抢先说了一句。
张从军依然有些迟疑。那女人察觉到这一点，把淡雅的眼神转向了他。当俩人目光相遇时，他顿时觉得心头一颤，没再说什么就和黄祥一起进了歌舞厅。那女人领着他们来到一张在暗红色的灯光中若隐若现的桌子旁，示意他们坐下。俩人刚一落座，一位穿着小翻领西装的服务生来到他们面前轻声地问：“老板，需要点什么？”张从军没吱声，转过头朝那女子的脸上扫了一眼。那女子又是淡雅地一笑，“俩位老板有什么吩咐尽管讲。”说罢，朝俩人点点头转身走了。张从军有点怅然若失，他对那服务生说：“随便上点什么都行。”
穿小翻领西装的服务生走后，张从军不耐烦地说：“怎么这么别扭，什么老板、老板。我一听这话，就想起了电影里穿长袍、戴瓜皮帽、手里端个水烟袋的掌柜。真叫人恶心，还老板呢？”黄祥连忙摆摆手说：“这话说不得，称老板那是客气。不过话又说回来，管那么多干啥，出了门谁管谁，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老板呵。”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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