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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渭北高原就阴雨连连，搭在院子里、操场上的各式防震棚实在是没法住了，人们只好纷纷搬回自家的屋子里。秋雨开始下的时候，虽然连绵，却少暴雨。有时晚上下，早上天就放晴。就在人们估计雨水要过去了，准备把发潮的被子拿出去晒晒时，渭北高原又接连下了好几场暴雨，褐红色的高粱、翠油油的玉米被雨水冲得歪歪斜斜。县城大大小小的路面都淌着水，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黛黑色的泥鳅缓慢地蠕动着，贪婪地喘息着。不少人挽着裤腿，提着竹篓子，用一截粗铁丝折成的钩一甩一甩地把泥鳅丢在篓子里，准备用盐渍干后冬天当小菜吃。
暴雨停后，天气开始转凉。整个天空变得碧兰碧兰，星星点点黄、白色的野菊花一夜间悄悄地冒了出来，大地顿时清爽起来。每天清晨，瞿南都会骑个自行车到城墙边听广播学外语。这天，就在他骑车回家的时候，突然整个县城像平地炸起了一声响雷，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了一片。他懵懵懂懂地跟着涌动的人群在街上走着、听着，明白了以前常在报纸出现的那几个人被打倒了。
当又一个春天悄悄来临时，瞿南进了一所学校读书。学校生活一晃就过去了，他并没有记住多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学校的操场很大，边上有一个果园，园里长着许多果树。有几株果树，他以前没见过。这果树长得特别高、树干粗大，麦黄时，结出的果子硕大如鹅卵。到了夜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悄悄地来到树下。他们本来想爬上去，可是那树实在太高，没有人敢爬，于是就用石头使劲地朝树上扔，然后在星光下找着掉下来的果子。
再有，就是入学校不久，他们就被叫到操场上搞了一次“集中教育”。那会儿的大学生不像现在，年龄、阅历、甚至兴趣都差不多。那个年代搞了十多年，大学公开招生也停止了十多年。恢复高考后，积压了十多年的能量一夜间被释放出来，不少已经结婚生孩的人也重新拾起了久违的课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读了起来。等入了学，大家才发现一个班上有已经胡子拉茬的半大中年人，有带着孩子的妈妈级新生，当然还有应届毕业的小毛头。
上课时，大家反正都坐在一起，还不看出什么。但是一到吃饭和活动时，你就会发现，“老生姜”和“嫩棒子”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各有各的“圈”、各有各的“摊”。“老生姜”们晚上经常出去。“嫩棒子”嘴里经常叨唠谁去给孩子喂奶了，谁偷偷溜回家“过家庭生活”了，可是“嫩棒子”从来就没观察到班上已经有好几对男女开始和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男人闹离婚了。
就在这当儿，北京有一家报纸长篇刊登了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的文章。学校又组织大家读报，又组织大家讨论。报纸上的几句话，瞿南到现在还记得。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到农村插队，娶了个农村女孩子。考上大学后，这男孩的妈***着儿子和那女孩离婚。男孩有点舍不得，他妈妈说：“我们家祖上从来就没娶过农民家的女孩当媳妇，娶个农民的女儿真叫我丢脸。”这句话一下子在学校炸开了锅，这男孩的妈妈成了众口唾骂的“忘本婆”。
学校有一位校长，在会上拍着胸脯对大家说：“凡是中国人，三代以前都是家民。我就是农民，我娶的媳妇不仅是农民的女儿，而且自己也在家务农。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几个平时瞧不起“小毛头”，说他们是“考试入学的幸运儿”的“老生姜”被学校点了名。据说，会后他们都向学校上交了永远不做“现代陈世美”的保证书。
学校的练琴房也是他经常想起的一个地方。琴房就在操场边上的一排平房里，学音乐专业的学生每天早晚在那里练歌、弹琴、跳舞。有时候，声音很吵杂，宿舍的人都捂着耳朵，大骂猪叫狼嚎；有时候声音却很美，轻飘飘、荡悠悠的，同学们便从中分享着一种愉悦。
一次，当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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