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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之等差甚。硁硁于小节细义，不知立惊天动地之伟功。区区在一国内，人人互责其过失，讦其阴私，故人之才智日蹙，闻见日隘，或为迂阔，或为矫激，毕生所见，不能出于门墙之外。此乃亚细亚学术之弊。又亚细亚人之百姓，好古而恶新，改国政则言复古，论道理则言尚古，造兵器亦言模拟古制，立制度亦依古律，凡天地之气运逐年开者，然古之胜今者绝无之。亚细亚人之性，崇虚文而不论实用……神后、丰公、秦皇、汉武之业小则不足为则，必以古代英雄历山王、恺撒、彼得、拿破仑之功业为师时，方可企及俄米之大，英佛之强。”
由此看来，西村茂树主张求新崇实，以西方为师。西村不仅批判了包括儒学、佛教、神道等学说在内的“亚细亚洲学术”的狭隘、固陋与亚洲人尚古、崇虚文的特点，还想要改革“君臣贵贱”的政治制度。其改革模板是沙俄帝国的彼得大帝与当时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西村茂树与当时一般的儒学者相异，其思想既非保守，亦非中庸。
而最鲜明地表现西村茂树革新精神的，是他参加“明六社”时期的近代思想启蒙活动。
1873年7月，䒤本驻美代理公使森有礼归国，欲组织一团体开展䒤本文化改革运动。最早与森有礼协商此事的便是西村茂树。西村茂树支持森有礼的构想，并积极奔走，促使其得以快速实现。在西村茂树的劝说下，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周、箕作秋坪等人参加了“明六社”。1874—1876年间，《明六杂志》共刊登了11篇西村茂树的文章。在《文明开化解》中，他说，世界中最开化之民，是“欧罗巴之民与由欧罗巴分出之民”。在《自主自由解》中，他指出：“凡欧罗巴诸国中，人民得自由以大英帝国为第一”，“故由政体上言之时，君民同治与共和政治为民得自由之政体，人君独裁与贵族专权为民不可得自由之政体。”在《政府与人民异利害论》中，他还说“民权”是“人民固有之至宝”。正因为西村茂树具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积极支持了板垣退助等人的“民选议院论”。
不过，西村茂树并未像福泽谕吉与西周那样，对儒学展开深入的批判。他在参加“明六社”活动的同时，又发起组织了汉学者团体“洋洋社”。他的许多言论也表现出传统儒学的深重影响，其中最根本的是他的道德本位主义，即将文明的最高与最终基准置于道德之上。
西村茂树青年时代所憧憬的西方工业文明，不过是玫瑰色的梦。
明治维新后涌入䒤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大工业生产、政治制度、教育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思想、价值观），依照西村茂树的道德本位主义观点看来，非但没有提髙“人民一身之品位”，使之趋于“至善至美”，反而使他频发“道德颓败”的慨叹。他首先指责一些为政者的品行失坠，“维新以来，学问之风一变，孔孟之道既衰，西国理学未入，其状宛如日既没而月未升。由是，世之趋于功利之徒，以孔孟之道为迂阔，不务修身诚意之学，有其身在众人之上而其品行在众人之下者，岂非至可慨叹。”他进而指出䒤本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在日益败坏：“王政维新以来，百事皆举，日进开化之域，独至道德一事，似比之封建时代让一步……夫与外国之交际日升则民之知识日进，知识日进则轻薄狡猾之风日行。”
西村茂树的上述议论，究其根本，不能不被视为出自儒学道德本位主义的不解时势的偏见。从历史上看，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最重视金钱、最贪婪、最商业化、最斤斤计较的文明。在这样的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往往被简化为冰冷的金钱往来，人际往来的行为被视为交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无止境的竞争。工业文明不是带来“至善至美”的天使，而是降临人世的战神。人伦危机和由此带来的困惑是近代化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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