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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成快慢两种，快车座位仍分
三等，从京城到汉口，票价依次是40元、30元和20元；
慢车座位分为卧铺与硬座两等，卧铺30元，硬座15元。
吴玉身为教授，薪水丰厚，不差钱，故此买了一张快车头等票，了40块大洋。
1924年，吴玉从京城去魔都看望女儿，其乘车路线跟周先生1920年回越州老家探亲时一样分成若干段，不算中途雇船、住旅店及其他开销，吴玉在火车票上总共了49块大洋。
在1924年的京城，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牛奶，可以买2斤鲜羊肉，可以买20斤机制大米，如果上30块大洋，可以去全京城最好的饭店吃一顿燕翅席。
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后世的60元。
从京城去一趟魔都，仅火车票就要49块大洋，折合现代软妹
币近3000元，票价之高可以想见。
吴玉在北大做教授，月薪260块大洋。
周先生在教育部做佥事，月薪300块大洋，后来还开始欠薪，经常发不出钱来。
这两位都属于高薪阶层，火车票虽贵，他们坐得起。
可是普通百姓就不行了，一个月，全家加一块能挣上15块大洋就不错了，全家人挣的钱摞一块儿，仅够买一张从京城到汉口的最廉价车厢的单程车票。
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便宜的车票非常遭罪。
车厢实行等级制，一般分为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
这三种车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头等车毫无疑问最舒服，设备华丽，座位宽大，地下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
椅子是鹅绒铺的，你一坐下去，周身密贴，软绵绵地，把你托住了。
二等车虽然没那么豪华，但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也是软垫椅，座位较为宽敞。
三等车设备最简单，车座是硬板，而且极为逼仄，尤其是到了晚上，灯暗、人多，没法看书报，也没法睡觉，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
在客车排列上，三等车一般紧挨着火车头，其次是二等车，最后是头等车。
原因很简单，离火车头越近，震动越厉害。
如果火车发生意外，也是越靠近车头越危险；
此外，离火车头越近，火车煤灰飘得越多，弄得灰头土脸。
坐三等车到站
不过，到了寒冬，客车排列又会反过来，头等车最靠近机车，二等、三等随后。
这是因为火车暖气里的热水都是从锅炉流出来的，自然是离机车越近，暖气越热。
要是遇上灾难年，扒火车皮的更是不在少数，那场景跟后世的阿三差不了太多。
现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后世那么多入城农民工和学生，但是因为战乱躲避战火的老百姓也非常多。
尤其是灾荒时期，当时仅中原某地区就有80万农民外流。
到了过年，这些人纷纷乘火车返回老家，短时间人流量暴增，致使民国铁路枢组变成死扣，火车站变成难民营。
好不容易盼到几天假，周先生也顾不了许多，挤上火车抢上一个座位才是最根本的。
为了从人群中穿行，这些名人们将长马褂撩起，木箱子置于额头前侧充当开路之装甲，以每秒两米的速度狠狠地冲过去。
当然周先生比较瘦弱，所以在抢座方面不占优势。
人多就会造成混乱，什么抢劫的、偷盗的，比比皆是。
遇上抢劫，最后连火车都没有赶上的情况大有人在。
“乱”不仅仅是火车站的管理，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人。
如果你正在排队检票，有人会告诉你，“请小心，你后面的那位哥们儿腰里别着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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