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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四个市舶司，一方面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加强对走私点的打击。只留下北方的密州市舶司和南方的广州市舶司。
密州市舶司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高丽、辽东半岛等地。广州市舶司主要贸易对象是南洋各地。
这大宋看似海外贸易频繁，其实遵循的依然是重农抑商的国策，骨子里仍然是闭关自守的小家子气。
因为市舶司的商贸船都是官船，不允许民间出航，市舶司开设的目的不是繁荣经济，仅仅是为了朝廷提供赋税。比如，不允许私人船只出海，若有违反者，“徒二年，财物没官”；不允许铜钱出境，“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者，为首者处死刑”；连铜钱和私人出海都不允许，自然更不允许海外探索和移民。
这种自捆手脚的方式，导致大宋海贸看似繁荣，却无法扩展自身影响力。白白放着广阔的世界，迟迟无法打开大海航时代。
不让国人出海，却积极吸纳外邦友人来华。相当于主动把扩展世界的机会让给他国。
问题是，别国都能不远万里抵达你家门口了，说明他们的航海技术比你强大，凭什么还让你吸血？
这样被反噬的例子其实很多。
比如大唐时期，广州不允许汉人出海，却千方百计吸纳胡商来定居，最后导致大唐末期，胡人一看机会来了，十万胡人鸠占鹊巢，屠杀奴役粤人百姓数十年，也不再向大唐交税，建起了小王国。最后还是靠着黄巢攻陷广州，才拨乱反正。
到了大宋，依然沿袭大唐善待胡人之策。因为有黄巢杀胡的前车之鉴，胡商老实了许多，可随着他们人口逐渐增多，又开始了拥兵自重。到了南宋末年，胡商蒲庚寿在泉州搞起了国中之国，不但袭杀张世杰，还尽屠泉州城内南宋宗室，投降蒙元。一直到一百多年后朱元璋攻下泉州，才结束了蒲家对泉州统治。
到了大明，依然是这个德性。郑和七下西洋，看似是海贸盛世，其实沿袭的依然是“重农抑商”国策，下西洋的都是官船，不允许私船出海。七下西洋之后，将大明民间海商一网打尽。随后明朝便宣布海禁，官商、私商都没了，只能继续沿袭唐宋的老路，坐在家中，等着胡商上门。倭寇之乱和葡人霸占澳门就是主动放弃海洋，闭关自守的恶果。
到了清朝更不用说了，同样继承这种闭关自守的思想，自诩天朝上国，坐在家中，等着别国来朝贡。结果，英国殖民者发现自己年年贸易逆差赔钱，就不乐意了，一棍子打翻了清朝这个纸老虎。中华大地自此陷入百年屈辱之中。
所以，闭关自守真的要不得，不肯打开国门，放眼世界，最后只能落入妄自尊大的虚妄之中。因为当你停步不前的时候，别人可能正在发愤图强。
就以目前的广州城来说，政和元年，城内有胡商三万余人。这些胡商在广州聚集成坊，或者携家带口到广州，或者在当地娶妻生子，官方对这些胡商的管理，主要依靠“夷人自治“的方式，指定胡商中的一些久居广州，有影响巨大的商人，授于“蕃长“的职务，要求他行使一部分的管理职责。
这些胡商不远万里而来，他们的航海技术、绘图技术都经过了实地考验。而且还吸纳了大宋的造船技术、指南针、水手罗盘，可谓是取长补短。
这些胡商还在城内建立了许多蕃学，里面就读的都是胡商的子女，一方面教授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用阿拉伯语教授他们自己的文化。
而宋人在做什么呢？坐在城里等着收税而已。
晁盖在广州停留了三天，探查了广州市舶司、造船厂、胡商藩坊、城外农田等建设。却什么都没说，吩咐驻扎在广州的石宝，继续调动南离军修建、拓宽广州到周边各州郡的道路，之后便再次乘船出海北上。
九月十五。
抵达泉州。
泉州作为大宋六大港口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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