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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苏子瞻任通判尚且不满一年，如此资序如何能便为一州守臣？”
眼看着官家有意骤用苏轼为太守，王安石当即坚定表示了反对，并以本朝严肃的选官法度作为自己的依据。
说实话，王相公的言语是正理。
宋代选官之法尤为严苛，按道理来说，任通判不满两任六年的，就是没有资格担任知州这样的封疆大吏。
不过早在汉时，著名法学政客杜周便曾明言，正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虽然古代中国从来未曾存在过专制政治，君王一向不可能绕过宰臣强制决定什么大政。
但区区一州守臣的任命，即便是在宋代这样开明的时代，皇帝也还是能够通过“说服”的手段，来操权柄于自身的。
“相公何必反对？使有才能之人淹滞于下，才是朕这个官家的所不当为的。资序不够，权发遣便是。”
“权某官”和“权发遣某事”，便是皇帝合理任用资序不足者为某官的手段，其中“权发遣”一般是用在资序尤为不足者身上的。
王安石却仍不买账：“苏子瞻有何功劳？权发遣一向为非常之法，或是骤有显著功勋，或是事有急促之时，岂可轻易授人？”
官家面对这位拗相公，却只是一笑，复又说出了自家老爹的一句名言：“如苏轼有不可以邪？”
这句话是英宗皇帝对时任宰相韩琦所说。
当时英宗刚刚即位不久，求贤若渴到了一定份上，而他老早就听说过苏轼的贤名，于是便想着将之召为近臣。
一开始英宗想要用其为知制诰，但韩琦却觉得知制诰作为外制名位太重，不能够这般轻易地授给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苏轼。
于是英宗复又想使苏轼修起居注，但韩琦随即又表示了反对，因为修起居注作为记录皇帝日常举止的史官，与知制诰的地位是十分相近的，也并不适合彼时的苏轼。
英宗终于无奈，干脆问起了韩琦的意见。
韩琦倒也没有压制苏轼的心思，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不如就在馆职中挑选个近上的职位与之好了。
宋代凡是给予官员馆职，都需要先考试再与任命。
英宗有心抬举苏轼的名声，表示直接让苏轼做直史馆吧，就不需要再加以考试了。
但韩琦还是坚持不答应，英宗便说出了这句“如轼有不可以邪”。
不过韩琦到最后也没有同意，英宗于是终于气馁，此次讨论便也到此为止了。
这件事情传扬出去之后，不少人其实是非常认同韩琦做法的，连欧阳修都表示这是宰相对苏轼的爱护，免得其人年纪轻轻骤居显位，而为天下人所攻仵。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韩琦这是在嫉贤妒能，为的是自固权威，于是压抑后进。
且不论韩琦当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思，但官家此刻用这话来问王相公，却无疑是在提醒对方小心公议对他不利。
毕竟苏轼自请离京，很大程度上与他王安石脱不开干系，此刻他若是再对苏轼横加压制，那可就不免要引起士林舆论的非议了。
而且苏轼不同于旁人，他在接连考中科举和制举大科之后，便分别遭到丧母和丧父的厄运，因此错过了人生中最能做出实际政绩的年华。
士人们大多对苏轼的这等遭遇是怀有怜悯来着。
王安石怔了片刻，复又想起数月之前他与曾布的讨论。
彼时他便说若有机会，不妨用苏轼为吴希的遮掩，在吴希尚缺少资历不能主持朝廷改革大政时，先作为台前之人主持局面。
毕竟他彼时以及现在，都对吴希这个年轻人充满欣赏，认为对方能够继自己之后，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新政，只是太过年轻了些罢了。
而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王安石其实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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