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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人并非全盘反对新法，只是与他的好徒弟一样，反对新法推行过程中害民的一部分罢了。
与他徒弟所不同的只是，苏轼的理想主义性格，令他难以像吴希一样，承认阶段性的害民难以避免罢了。
同王安石终于没有再说什么反对的意见，只是向官家拱手一拜，默默退至在一边罢了。
于是官家终于又将目光投向王珪，而王珪也没用多长时间，便就官家询问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官家，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福建路实无合适军州，现今将要任满当代的，唯京东东路密州一处妥当，不知官家意下如何？”
官家倒也没有思考太多，他问江南有没有合适的地方，也只是考虑到苏轼可能比较了解彼处风土人情罢了。
但就像他所说的，如苏轼有不可以邪？
“朕意如此也可。且令曾内翰拟旨，召苏卿回京述职，再遣赴京东可也。”
“唯。”
恩赏之事议定，便轮到众人都不太想面对的罚了。
宰执们虽说无心扫官家的兴致，但是此等叛乱大事还是要讨论清楚才行的，不过倒也没人愿意揪着此等事指责谁。
唯一一个有可能将此事，作为自己论政依据的是王安石。
毕竟潞州事件的正经起因是义勇强壮法，他完全可以指着这件事，作为自己强烈要求推行保甲法的依据。
不过其人经历过刚刚的吃瘪之后，此时多少有些不想说话，更何况前去河东察访的使团尚未完成任务，此时也实在没有必要发什么难。
于是看似更加难以说清的处罚问题，君臣之间却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致。
李言贼子意图谋反，但念在其父多有功劳于国家的份上，倒也不必再行株连了，只将其人连同亲近党羽，在潞州州城闹市砍了了事。
而潞州知州郭逵和通判李昭玘，全都负有失察之责，不过念在其及时参与补救的份上，就都只罚一年俸禄轻轻放过。
至于对潞州上下其他官僚的奖惩，包括参与到李言、李立贪赃欺民事中的其他官吏、豪右，则还不配得到官家和宰执的亲自惩罚，且发配给有司勘核便是。
至此，诸事议定，宰执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