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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两位客人都是中大历史系的老师，而且都是梁教授60年代的研究生，去年恢复高考之后，纷纷被挖回中大。
其中，杨老师名叫杨鹤书。
1963年考入中大，成为梁钊韬教授的研究生。
1966年毕业以后，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
这些年，导师粱钊韬却希望其回来。
于是，1977年5月，杨鹤书回广州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大任讲师。
而陈老师则叫陈启新，跟杨鹤书一样，都是梁钊韬的研究生。
1977年7月17日，他接到梁钊韬先生来函，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回母校工作。
为了把他调回中大当老师，梁钊韬教授可以说是大费周章。
他是恢复高考之后，梁钊韬教授才打算调他回中大教书。
结果，他当时已经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了。
当时，单位根本就不放人。
为加快他的调动步伐，梁钊韬先生不但给他写了十多封信，而且向学校和省领导写了报告。
到了最后，他所在的单位才同意上面分配一个本科生把他换回中大。
几经周折，陈启新于翌年秋调回中大历史系。
而梁钊韬教授之所以着急把自己两位爱徒调回中大，就是为了编写教材《中国民族学概论》。
跟让苏亦意外的是，这两位老师也都认识他。
其中，杨老师说，“上个月，我们到首都，原本梁先生还打算去北大看望你，结果，你们北大的李仰松先生说你去长春开会，不然，我们就能见到面了。”
这话让苏亦意外不已，“之前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所以我就跟学校的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参会，没想到跟梁先生你们错过了，太遗憾了。”
陈老师搭话，“苏亦，老师都在家里等你好一会了，你们再不来，老师都要给你们美院打电话了。”
梁钊韬笑，“别听你们两位师兄瞎说，是他们知道你今天过来，特意过来见你的。”
苏亦还没说话，周雅琴就说，“哇，苏亦你太有面子了，让陈老师跟杨老师特意过来见你。”
陈老师说，“就是想见一见，不当我们小师弟的天才是什么模样的。”
杨老师也说，“看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汗！
尴尬了。
难不成这是审判大会？
怎么感觉有点像当初他拒绝苏秉琦先生的时候，俞老师见他的场面。
见到他抹汗的模样，屋内众人，纷纷大笑，气氛好不欢乐。
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你们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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