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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便他如同抓住了”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这场侵略战争。
西元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到了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此次“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同年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
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了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使侵朝日军达到了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总数还占了占绝对优势。
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方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令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
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
可由于欧美各国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使得美、英、俄等列强们只是对日本的咄咄逼人表示所谓的“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调停均告失败。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若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至此，中、日谈判破裂，而西方列强们却扮演“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
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就开始了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与朝鲜交涉期间，大鸟圭介一方面逼迫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的“属国”，另一方面还提出了“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限期接受。
但朝鲜政府当时很亲华，因为有“清朝全权代表”袁世凯及其手中的“北洋军”精锐部队在朝鲜“镇场子”。提起袁世凯，后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窃取了“革命果实”，不顾全国上下人民的反对，轰然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建立“***”，自称“洪宪皇帝”，在83天后又灰溜溜的走下了帝位。
但是，袁世凯还有一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他曾经在朝鲜当了整整12年的“太上皇”。而这样的经历，也为他后来在“中华民国”成功当上“大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老猿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袁世凯的成就与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当时环境有关。袁世凯所在的袁家，是清朝晚年时期河南项城的第一名门望族，其生父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土豪劣绅），其叔父袁保庆曾任清朝的“江南盐巡道”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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