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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户人家所在的“一里”之内活动，出入作息不能越阶，否则算违法，须得治罪。官府规定，每户农民家里有几口人并从事什么职业，邻里之间须都得清楚知道，否则治罪。也就是说当官府询问一户农民的邻居家的基本情况时，若答不上来，则按照女干细处理给治罪！
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保甲法”之翻版，但朱元璋觉得还不满意，因为他知道无论是百官还是百姓，都害怕皇帝老子清楚其手中掌握多少土地、田亩，但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得清楚知道天下田亩，而不必忌讳太多，毕竟以前的“土地制度”都是先由百姓们自己来申报，然后是地方官员来审核存档。
但问题就来了，农民们主动申报的田地究竟是肥沃还是贫瘠？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究竟是何人何时来申报？对此，别说是皇帝不知道，就连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可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这就有门道了。
首先，丈量土地是一门“技术活儿”，全靠人力丈量，涉及到各种数学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同时，还有干旱地区、盐碱地如何折算成水浇田？这就决定了能丈量土地的人才不多，而且非常耗费人力和物力。
其次，一个县的地方官员人数有限，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农民家里逐一审核。因此，如果若让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弄清楚这些事情，那基层的官僚队伍就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故各级官僚阶层都抵触此事。
这就是说，在申报土地和各自财产方面，无论是农民、地主还是地方官员，甚至退休后颐养天年的“官宦世家”们对此也同样抵触，於是互相包庇，弄虚作假，就是不想让皇帝老子清除自己有多少土地和财产。
所以，全天下到底有多少耕地，老百姓和官宦們家里有多少财产，历朝历代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们还真不知道，这就造成了各地官员们上报和上缴给朝廷的税款和实际收入之间有明显差距，避免不了。
殊不知，无论是从农民、地主等家里收取的赋税，还是从罚没有罪之臣家产以充公所得到的收入，只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数字。但朱元璋为了继续发兵征伐北元，就得花很多钱，所以必须掌握精确数字。
於是，朱元璋心想，既然搞“黄册”已经算是有了成功的案例，那为何不将全国官员们的财产一律登记呢？果不其然，在“皇权”高压和“锦衣卫”执行下，一本本详细登记了各地官员们财产的“鱼鳞册”就出现了。
“鱼鳞册”就是古代的“财产公示制度”，上面记载了官员们有多少钱？多少土地？多少房产？多少财产？多少妻妾、下人、奴婢？让人一看就一目了然。不过，朱元璋在推行此制度时面临重重阻力，用磨字诀。
到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一大批“国子监”的血缘陆续毕业了。于是，朱元璋就让这些学员们去基层办事，与各地“粮长”（粮站的站长）合作，为朱元璋精确统计各地粮食收成，已尽力做好汇报工作。
这就成功绕开了官僚阶级和地方势力。但谁也没想到，在如此“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是耐住性子，决定先在“两浙”和“两京”率先推行。这就是说朱元璋虽然相信食物吃到嘴里才最安全，但只要还没咽下去，就总会担心有人会来抢夺。或许这就是朱重八当年做游方和尚与乞丐沿街乞讨时练出来的基本功。
不过，这时的朱元璋却等不及了，因为他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享年71岁，因为“鱼鳞册”还没普及呢！
不过，由于“户贴”的普及和“黄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未以后“鱼鳞册”在全国推广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才让明太宗朱棣夺得皇位后能一边继续北伐蒙古，一边派遣郑和下西洋。这说明朱重八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政治智慧，这才让其第四儿子朱棣最终与他老爹一样“武功盖世”，敢称宗道祖，是为“明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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