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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兵士虽多但不精而致“冗兵”。
“冗员”、“冗兵”更致财政开支激增，官府入不敷出，更有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再致“冗费”。外看大宋繁华盛世、百姓安居富庶，那只是见其虚有之表，而“冗员”、“冗兵”、“冗费”三冗紧密相联，终成朝廷积贫积弱之里。
此等情形有识之士早已看得清楚，所以早在王安石新法之前庆历年间，就有人提出要变法，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一则朝廷着令文正公行使新法，亦是当今为政所必须，绝非毫无缘由；一则由他来主持，道德文章天下闻名，其实为世人所企盼。
时范文正公正于陕主持对西夏之防，自陕至京，其间过洛阳，拜会了一位告老宰相。此旧相问及，“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将这个国家医治好，你有何良药？”范仲淹胸有成竹，将打算和盘托出，恭请指教。这位宰相沉吟半晌，问道：“定当如此？”范仲淹当即点头。那位宰相道：“那好，今日我在此设家宴款待你，明年今日，仍是如此”。范仲淹一头疑惑：“何以如此？”那旧相道：“明年定当如此”。
范仲淹到了汴京，新法频出，但兴一利却出多弊。才知当今为政之流弊皆有所出，树大根深，或拔之不净，或伤及无辜。猛药治之，触犯众怒，既得利者因利受损不满；欲得利者因不得兑而不满。众怒既犯，上亦不满，文正公因此被贬邓州，只是不知是否又去洛阳喝酒。后当王安石变法，范仲淹深知其难，“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亦反其铺陈过速、使力过猛。
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于王安石行新法更是如此，早已进入了“衰世”，流弊更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阻力更大，而后被反对新法的高太后用司马光为相所废止，以致两度为相，两度下野。再后来又由哲宗亲政，着令章惇、蔡卞、曾布等复行之，再至当今道君皇帝着令蔡京等再行新法。反反复复，既可见新法之艰难，更可见新法之舍不得。
却说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熙宁变法以后，政局变故百出，百姓少见其利多见其害，虽国库银两迅速充实，但百姓负担徒然加重。到了极力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几乎废尽新法，百姓稍感心安，国库却又吃紧，以致于反对新法的苏轼、范纯仁又谨慎维护新法。
到了哲宗再任章惇为相，矫正新法中不适用的，恢复其原有可行之处，天下所出增多，对外开拓大片疆土，国家又得以强盛一时。但维护新法的章惇、蔡卞、曾布三人内斗不止，虽然章惇对内调整了新法，实施大有成效，但蔡卞既为王安石之婿，为尽复荆公旧望，坚执其法，打击元祐党人不免过甚，且曾布又在哲宗与章惇间首鼠两端，加以外斗难息，难免让章惇捉襟见肘，诸事难协。
再时至当今道君皇帝赵佶，正如章惇所料，轻佻不适君天下，却又用蔡京为相，再复新法。蔡京才智有之，而德行不足，顶新法之名，行败乱之实，勾结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高俅，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对布帛开始禁榷，收归官家买卖，多少诸如布匹的小买卖不能做了。铸当十大钱，币制混乱不堪，致天下大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更大灾难，不免民怨沸腾。
阮小二想想自己生计无奈，又恨声道：“章惇、蔡京祸国殃民，胡作非为，自己坏了国家大事，还一门心思迫害忠臣，章惇要鞭尸司马相爷，蔡京又要将反对他们的人写在女干臣碑上。和王安石几个人一道，都是祸乱一时，贻害万世。蔡卞大人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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