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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情的聚光灯特质有时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但大家依然会担心如果放弃了共情，我们可能就会完全无所作为，可能会对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漠不关心，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会成为人间炼狱。
我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道德想象力的贫乏，没有意识到有其他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共情所具有的好处，同时又不会付出共情所造成的代价。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许多日常生活中并非源自共情的善行，比如挽救落水的儿童、捐献自己的肾脏。良善之举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比如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之心，对名誉的追求，愤怒、自豪、内疚等情绪感受，对宗教或世俗的信念的承诺。如果把世界上的所有好事都归因于共情，那未免有点太过草率了。
举个例子。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注意到父亲晚上有时会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支票给那些寄信过来请求捐款的慈善机构。他并没有对那些信件中描述的细节共情，甚至几乎没有仔细读过那些信。但当我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那些没有自己幸运的人。虽然这种不加区分、一视同仁的善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如果退一步仔细考察自己和他人所做的那些好事，你会看到远比短视而偏见的共情多得多的动力。
想要做个好人，确实需要关爱他人，需要有想去缓解痛苦、改良世界的欲望，但同时也要能通过理性评估来判断怎么做效果最好。曾经有一个聚焦于此的项目，叫作“有效利他主义”（effeeltrsr）讨论了彼得·辛格所举的一个例子，即一个名为马特·韦杰的小伙子勇闯华尔街挣钱来帮助穷人的故事。她认为韦杰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让穷人的日子过得更差了”，并且导致了他自己的退化——“表现出了一种深层的异化”。
辛格对这些回应并没有太多耐心，认为顿伯坚持说韦杰挣来的钱对他人毫无益处这一点莫名其妙，并且对她对一个人做好事的定量分析的普遍否定感到很恼火。辛格说，顿伯的立场“暗示了她会选择支持一个能帮少数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哪怕明知还有另一个能帮更多的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他的结论是：“很难知道她会对这种选择做何解释。”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辛格的说法。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里讨论我写的《善恶之源》一书。我与一位牧师讨论了我们是如何对待陌生人的，并以发展中国家儿童乞讨者为例。我试探着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就是前面讲到的施舍行为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更糟，让更多人受苦，因而我建议停止这种行为，而是更明智地花钱。.
她的回应让我感到很诧异。她并没有在事实层面与我争论，而是说她喜欢施舍钱财给乞丐。她说当亲手把钱和食物递到孩子们手中，看到孩子们满足的样子，她会感觉很好。她对我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在慈善网站上捐一笔钱，你就不会得到这些感受。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尽可能表现出温和、接纳的态度，偶尔还有些脑筋迟钝。但如果现在能回应她的话，我会说，这取决于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的是人际接触的愉快感，那么尽管去对孩子们进行施舍吧。也许在双手相碰的刹那间，你会感到心头一热，甚至在回酒店的路上一直都感觉暖洋洋的。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他人生活得更好，那就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辛格的批评者指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目的，未必都是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这完全正确。例如，人们需要被尊重，也往往会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且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西方人富足的生活状况考虑进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顿伯说得没错，因为致力于帮助穷人确实使马特·韦杰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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