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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莫利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莫利们简单地学习婚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莫利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硫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莫利。后来,莫利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莫利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莫利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莫利,他们把莫利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莫利一待就是三年。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莫利是随莫利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莫利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莫利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好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莫利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莫利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莫利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莫利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莫利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莫利们形影相随。莫利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莫利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莫利又开始捡起莫利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间,这段日子莫利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读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莫利把大量的时间厅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莫利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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