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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朝会，朝堂再次吵了起来。
议题只有一个：汲郡的发展——农庄还是散户？
汲王参军赵彦深认为应该沿用已经在荥阳大获成功的农庄制度，而郡守郗慈则认为百姓自有生存之道，只需要汲郡赵氏以及剩余的小地主阶层释放出民众来，太守府给他们分配好田亩，让他们自己耕作就可以了。
处在中间的老十二司马微言跟他的皇帝老子一样，夹在南北士族中间，拿不定主意，只能上书朝廷，诉诸廷议。
司马景平看着折子说道：“依寡人看，不如还是实行农庄法，再根据汲郡当地的发展，扩展出类似于荥阳农庄那样的窑厂，以带动当地民众生活，诸卿以为如何？”
皇帝是明显站在农庄法一边的，这个法子短期内效果好，直接拿出世家的产业来就能用，今年秋收就能直接获得财政收入，大大提升皇家的实力。
王符出列反对道：“陛下，臣以为此事不妥。”
郗慈的态度就代表着南方士族的态度——即使农庄法直接损失的是北方士族的利益，而且短期内损失的巨大利益，比直接释放散户制度要损失得还要多一些，南方士族依然不同意这么做。
原因只有一个——损失的好处没有落到南方系手中。
他们北上的初心从来只有一个，就是瓜分北方在百年战争中，民间地主积累的大量财富。
司马景平说道：“司徒不妨说说理由。”
王符说道：“老君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才是治国之道。”
“农庄法将各处民众聚集在一处，日后财源广有，人心齐聚，恐生不臣之心。”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绷不住了。
因为司徒说的是事实，而且是正在行于当世的事实。
不论南北方的世家，搞得都是农庄经济，有人有钱有粮，一个个的的确是有不臣之心，光是东晋时期就权臣你方唱罢我登台，更遑论当下。
说起不臣之心，司徒王符，太尉谢弘，甚至是太子詹事崔白，这仨人何曾有过臣心来的。
司马景平一下子哽住了，人家拿自己摆事实讲道理，你怎么反驳。
“可是，如今天下初定，北方饱受战乱，想要靠百姓独自耕作，恐怕一时间难以周转吧？万一再发生洛阳动乱怎么办？”
司马景平不甘心地问道。
王符说道：“陛下，既然放归自由就要造反，那这帮人迟早就都要反，还不如当个佃户，无所用心才好。”
无论怎么说，王符的说法都有些强词夺理的意思在里面了，尤其是迟早要造反这种话，跟“莫须有”有什么区别呢。
尤其是小国寡民的说法，出自《道德经》。
其实如果把《道德经》当成一部政治实践经验来解读的话，它就是世界上最腹黑的愚民和疲民之术。
单就稳定性而言，这一招可以说是直击要害，只要把百姓的肚子喂饱，把他们局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不停地告诉他们，你现在过得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你现在穿得衣服就是最好的衣服，并且不让他们互相交流。这样百姓就不会生出任何乱七八糟的想法。
印度人用这一招儿用的最熟练。
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说法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这样的社会，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外部势力兴起，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
不过放到封建社会的相对保守的思想下，这一招无懈可击。
司马景平无奈之下，呼唤道：“韩殿臣，你是农庄法的提倡者，你来说一说吧。”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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