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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敬重他、同情他。可是，敬重、同情，不是爱。不是异性之间特有的爱。昨天，法院裁决他和妻子的离婚案。作为证人，我去了。庭审的时间很长，合议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说：“要是允许的话，我想说一件早己过去了的往事。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1957年，我刚上小学，父母被错划右派，发配到青海的农场里去劳改，家境一下子败落下来。下雨天，我穷得买不起套鞋，只能穿木屐去上学。一进学校，就往厕所里躲，忙着擦干脚，换上藏在书包里的布鞋。这个秘密，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一次，几个特别调皮的同学就硬从我的书包里把刚刚藏进去的木屐抢走，恶作剧地踢来踢去，一边踢一边还“小右派、小劳改“地叫个不停。我抢不过他们，气得都快哭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梳羊角小辫的女孩子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一下子把两只木屐中途截住了。有个恶作刷的同学冲着她要发作，谁知她两眼一瞪，毫不示弱地大声说道：“这么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你们还讲不讲点自觉？！”她的话竟镇住了所有的人。参与恶作剧的人都灰溜溜地走散了。她捧着两只木屐走到了我的面前。当我从那一双温暖的小手上接过木履的时候，泪水不断线地滚出眼眶。一眨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长成了大人。
那个小女孩也长成了大人，我们结成了夫妇，有了自己的家，当我们在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天地里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时候，欢喜无可名状，惊讶同样无可名状。我们依偎着、楼抱着，没完没了地谈啊谈。我们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淡到有朝日还会分开，还会一边仇人似地分开，一边计较着一套布料茶具的归属。我感谢我的律师！我还从来不曾遇到过如此尽心尽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