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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樊铎匀应道：“现在局部斗争有扩大化的趋势，1966年带领我们去印尼、缅甸考察橡胶的热带作物研究院的院长和华南工业局的局长，最近也被批判了，这不是一个人的窘境，而是一个时代的窘境。”
夫妻俩人沉默了一会，彼此都感觉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渺小，爱立忽然道：“铎匀，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把钱拿出来救人吧！”
樊铎匀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这四年，他们也攒下了三四千块钱，夫妻俩人立即把各自存的通讯地址找了出来，又拿了一打信封，开始给下放在全国各地的故交写信，有樊铎匀的老领导，也有爱立以前的同事。
搞到夜里十点多，樊铎匀数了下信封，一共有二十个，和爱立道：“如果那边回信，能有音讯，我们就每个月寄十元过去，存折上的钱，也够寄两年的，再加上我们后面的工资，凑三年，应该没有问题。”
爱立道：“铎匀，我想起来，我还有两盒小金条。”
樊铎匀果断地摇头道：“不行，现在金条一律上交，如果走黑市的路，怕是会引火上身。”
爱立见他态度笃定，也就打消了这个主意，叹道：“都说乱世黄金，这个时代，连黄金都没法用。”
樊铎匀安慰她道：“等以后市场能流通了，我们再拿出来。”
爱立点点头。
俩人都没有说，给黑五类寄钱，可能会存在的隐患。
即是彼此默认了，承担这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