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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说，现在好好的工作不干了，跑去玩古玩搞收藏？”
老爷子神情冷峻：“说吧，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说来有点长。咱爷儿俩走两圈，我细细跟您讲讲我的想法。”
常闲伸手将老爷子搀起来，缓缓的向花径中走去。照说常闲第一怕的还真不是他父亲，而是旁边这位老头，这一关迟早要过。
“最早的起因，是去年上海博物馆花了450万美元从丑国买回来《淳化阁帖》的第四、六、七、八卷。”
“嚇！国内一片欢腾。”
“我就不明白了，这值得高兴欢呼？”
“强盗破门而入，抢走我们的家当，过几年我们又用辛苦积攒的血汗钱从强盗手里高价买回来！”
“被强盗伤害两遍，这不是应该悲哀吗？不是应该愤怒吗？不是应该知耻而后勇吗？”
老爷子沉默不语。
……
常闲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我清楚的记得，您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考据治史。”
考据学的先河是大才子杨慎开启的。
没错，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那位。
到明末朱明镐成为考据学的集大成者，并且开创性的提出许多治史方法。
最主要的是两个宗旨。
第一，反对曲笔，提倡真书。
史书该怎样就怎样，不能为谁而隐晦，也不能故意抹黑，不需要什么春秋笔法为尊者晦。
因为历史，承载的是民族，是国家，而不是帝王家书，不能任意涂抹。
第二，取材可信，用词精当，不要写得模棱两可。
无法确定事实的时候，也不能早下定论，要留给后人继续研究。
因为时代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太史公那样的史家绝无仅有，连班固、司马光那样的都长于史才而短于史识。
治史大家尤是如此，导致二十四史中夹带的私活极多，甚至连很多赞语都是狗屁不通的。
随便说个例子，明代的万贵妃。
对，就是那斗彩鸡缸杯的女主人。
被那帮子人黑成什么样子了？
不就是出身差一点，年纪大一点，与成化帝来了一段阿姨恋吗？
吃你们家米饭了？用你们家iFi了？
关于万贵妃的黑料，最初源自于慎行《谷山笔麈》。
但是，于慎行在写书的时候，专门加了一句：“这些事情，是一个老太监说的，可能是老太监在造谣。”
到了毛奇龄编写《胜朝彤史拾遗记》，引用了于慎行的内容，却把原作那句存疑给删掉。
毛奇龄又编过一阵子《明史·后妃传》，将《胜朝彤史拾遗记》原封不动搬过去，于是野史直接变成了正史。
毛奇龄是谁？
《四库全书》收录其作品52种，是个人作品入选《四库全书》最多的。
可见《四库全书》最大的作用也就是村头厕所。
就这么一帮子不是东西的东西写的东西，谁信谁傻。
……
“史家就应该只是一支笔，只需要我们是齐太史简，是晋董狐笔，一身正气，客观公正，秉直而书!”
“所以，李济先生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
常闲的声音中午慢慢的激昂起来。
“什么是第一手的材料?什么是有形物品为基础?”
“是文物!”
“如果说历史是我们华夏民族的魂魄，那文物就是承载魂魄的身躯。”
“当魂魄发生扭曲时，身躯可以纠错，当魂魄无所依存时，身躯可以承载。”
“但是，我们祖先的身躯已经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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