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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得《女史箴图》，几乎无争议，因为据《太宗实录》记载，“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这段话中，唐太宗所得的“顾笔”，大概率上就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在二战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收藏家，都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女史箴图》，就是顾恺之的真迹。大英博物馆也是按照真品的标准，收录的。这一结论，可不仅仅是口传，很多文献记载的有关此画的特征、钤印以及题词，印章，几乎与大英博物馆所藏，一模一样。
但是……
在1945年，二战结束，大英博物馆整理馆藏，准备重新开馆——二战期间，大英博物馆一直处于闭馆状态。开馆之前，所有重要文物都需要重新审核鉴定。恰逢当时的同位素鉴定技术有所突破，于是，大英博物馆使用了这种“高精尖”的科技，也对《女史箴图》来了一次鉴定。
意外发生了！
《女史箴图》绢帛上取出来的“碎渣”，在同位素的检测下，绢帛的诞生年代，在公元500年到公元700年之间。
要知道，顾恺之去世于公元409年。
也就是说，这幅画肯定不是顾恺之亲笔所绘！
从这一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这幅画要么是有人冒顾恺之之名绘制，要么这幅画是后人临摹。
冒顾恺之之名绘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这幅画作在史书上有清晰的记录，那么只有后人临摹的一种可能性。
大英博物馆不死心，又采用碳十四检测一次，这次精确到公元六百年，正负五十年。
确定无疑，这幅画作是后人临摹，时间位于隋末唐初。
这一结论让大英博物馆大失所望！
由此还诞生了另一件趣事。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感谢远征军在缅北对英***队的解救行动，打算把这幅让大英博物馆失望的画作，作为感谢礼品，归还给中国。
当时英方给出的选项有两个，其一是这幅画，其二潜艇一艘。
在选择之前，有关《女史箴图》是后人临摹的消息已经在英国传开，当时的国史馆馆长戴季陶正在伦敦访问，赶紧将消息传回国内。
于是，光头司令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潜艇。
战后的两次科技鉴定，还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这幅画作，遭到大英博物馆的冷落，再加上它原本就损毁严重，因此，这幅画作一直被搁置在仓库中吃灰、腐坏。
也给了卢灿拿下它的机会！
如果按照历史原本轨迹来，这幅画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艺术品、文物潮再度掀起时，才又被大英博物馆重视起来，并投入资本抢救，然后频频为这幅画作造势……
呵呵，一个国家没实力，连它的文物艺术品，都不受重视，更勿论人了！
《女史箴图》既然确定为隋末唐初临摹本，新的问题又来了——临摹执笔之人，又是哪位大神？
这又是一个史书上没有给出答案的谜题。
据《太宗实录》记载，“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也就是说，唐太宗得到这幅画作，是公元639年，呃，我们也可以理解，唐摹本出现在公元639年及之后。
又依照大英博物馆的碳十四鉴定，“公元六百年，正负五十年”，也就是公元650年之前。
综合这两点，唐摹本出现的时间，介于公元639年至公元650年之间！
翻找这一时期的唐代宫廷画师，譬如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人——非宫廷画师几乎不可能接触到原画。综合一下，人数也不是很多，再对比各自的画风特点……
因而，业界又有“裴孝源临《女史箴图》”一说。
裴孝源是何许人也？
此人出生于“五姓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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