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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不知皇后、太子意下如何？”
伏寿不假思索道：“如此甚善！然则，太子太傅需提前制定相关之1应行程计划，以便妾及早提醒陛下。”
赵旻欣然领命。
赵旻之所以不直接找刘协，而是找伏寿转告刘协……
主要是因为，赵旻也摸不清，刘协究竟在宫中何处。
而今大汉乱世即将终结、盛世气象隐现，而且大汉疆域又已远拓万里。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孙权抛弃“德运”理论，转而以“符瑞”为受命的依据。此事虽然略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却也反映了彼时的历史背景。
作为1个既无刘氏血脉，又无“挟天子”优势的割据者，孙权确实不便在称帝之事上与汉室或魏室扯上关系。
实际就历史记载看，孙权虽有称帝之心，却无称帝之胆。从他长期不肯正式僭号，便可以看出他的矛盾心理。
注：孙权改元于魏黄初3年（222），称帝于魏太和3年（229），中间相隔整整7年。
关于孙权“乍前乍却”的心态，学界存在不同见解。田余庆认为孙权是在等待内外局势的稳定；王安泰则认为孙权是在寻找“天命论述”的理论依据。
注：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王安泰《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
其实除了以上两点，还另有原因。
从时间背景看，孙权称帝（229），恰好是在诸葛亮北伐（228）的翌年。蜀军的主动出击，大大增强了孙权对吴蜀联盟的信心，使他不再担心“蜀主幼弱，国小势逼”，因此正式僭号。
南安、天水、安定3郡叛魏应（诸葛）亮，关中响震。--《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乃见之，语（邓）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蜀书邓芝传》
从出身上看，作为1个“孤微发迹”的寒门子弟，孙权当然不敢、也不愿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因此以“符瑞”为辞，宣称自己直接“受命于天”，刻意回避东吴与东汉的承继关系。
随着东吴局势的稳定，东吴年号中的“符瑞”色彩略有缓解。不过孙皓继位之后（264），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又开始旧调重弹，运用符瑞、云气等术数理论，强化其统治权威。随之而至的，便是层出不穷的改元、与充斥着祥瑞色彩的年号。
谚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概而论之，孙吴对于天命、正统的理论选择，既反映出统治者对天下秩序的看法，同时也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