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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的，行事作风都会显得极其谨慎，再加上朱元章在位的时候大杀功臣，这种谨慎的心态就更加的严重和明显了许多。
最着名的要数朱元章铸下六杀铁碑：公侯之家犯下六种扰民之罪，家长家奴都要重罚。
而民间流传的张献忠的“七杀碑”纯属虚构，真正立过“六杀铁碑”的是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章，在明洪武六年五月，工部受命铸造了这座铁碑立于朝堂之上，朱元章还郑重昭告天下：公侯之家触犯这六条戒律，杀无赦！
《明通鉴前编》卷三、《明通鉴》卷三、《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和卷七十四，详细记载了朱元章铸造“六杀铁碑”的始末缘由。
朱元章确实是杀了不少开国功臣，如果不杀了一些必须杀掉的***乃至皇亲国戚，明朝可能到不了崇祯年间就完蛋了。
在历朝历代开国之君中，朱元章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但很奇怪的就在这里：朱元章只杀官员，但是后世官员对其评价极高，朱元章对百姓很好，却有很多底层人物对他大加挞伐。
清人编修《明史》，虽然篡改了一些事实，但对朱元章的功绩还是持肯定态度：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
《明史》对朱元章的赞誉洋洋数百言，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那长篇大论可以归结成六个字：治官严，待民宽。
朱元章被黑得挺惨，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辛辛学子十年寒窗苦读，千里求官只为钱，但是给朱元章当官，伸手就斩首——而在明朝之前和朱元章之后，做官和发财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
很多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做官的目的是为了贪钱，一群人想贪，老朱不坚决让贪，于是老朱与读书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既然做官很危险，许多读书人就改行去写书，于是“火烧庆功楼”、“蒸鹅杀徐达”就成了朱元章“屠戮功臣”的证据——老百姓都上了读书人的当：当官的恨朱元章有情可原，你跟着起什么哄？把官员杀掉九成，你的日子不就更好过了吗？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咱们还是来说“六杀铁碑”：朱元章如此严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功臣们闹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大明朝建立不到三年，朱元章就明白了一件事：有些弟兄们之所以要跟元朝贵族拼命，恨的不是他们欺压百姓，而是自己没有欺压百姓的资格。现在弟兄们封公封侯没几天，就变得好像比前朝勋贵还凶暴了。
眼看着弟兄们迅速站到了百姓对立面，朱元章愁得睡不着觉，马皇后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为了照顾老兄弟的面子，朱元章先是找人谈话，第一批谈话对象就是徐达、汤和等淮西老乡：“
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非朝夕所致。比闻（最近听说）尔等所蓄家僮，乃恃势骄恣，逾越礼法。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明通鉴前编·卷三》”
朱元章这是给徐达等人面子，让大家收敛一点，要管好自己的人，更要管好自己。
徐达听进去了，但是其他人依旧我行我素：
“诸勋臣恃功骄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爆乡里，而诸勋臣亦不禁。”
功臣勋贵们放任家奴鱼肉百姓草管人命（奴仆杀人，隐匿不报），地方官不敢管也管不了。但是锦衣卫不是吃素的，他们把勋贵的暴行一一记录在桉，雪片般送到朱元章面前，于是在洪武六年五月，朱元章忍无可忍，立下了“六杀铁碑”。
“六杀铁碑”是专门用来警示公侯的，所以“六杀”的开头都是同样的：
“凡公侯之家……”
按照“六杀铁碑”规定，公侯之家有以下六种行为，连家长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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