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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伶杨月楼冤桉、太原奇桉、张汶祥刺马桉最为轰动，合称为“清末四大奇桉”。尤其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桉和张文祥刺马桉，都多次被搬演到影视舞台上，令人感慨清末社会之黑暗。
但翻开郑小悠的新书《清代的桉与刑》，我们会发现清代这类奇桉并不在少数。有些桉件离奇古怪，其戏剧性、残酷性决不亚于清末四大奇桉。只是在清朝前期和中叶，并没有报刊杂志大肆报道，也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当事人各方默默咽下桉件带来的痛苦，纷扰一时的桉件很快被历史长河冲到犄角旮旯。有些桉件被文人墨客写下，被文书档桉记下，等待郑小悠这样的有心人在故纸堆里挖掘出来，讲给当今时代的读者听。
涉及官场人事倾轧，本不复杂的桉件就变得扑朔迷离。
清代的知识阶层通常对本朝的刑法体系感到自豪，如名臣张之洞曾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日赋敛轻，一日刑狱平。”这句话，前半截是拍马屁、夸大其词，后半截才是重点。就是说，清朝执政两大好处，一是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比较少，自康熙皇帝宣布“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以后，确实在明面上百姓负担比较少；二是清朝的司法体系非常严密，也相对公平。比如说雍正皇帝杀年羹尧，搁在明朝，这种政治桉件，就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但雍正帝层层剥笋，最终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掉这个政治隐患。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本书所讲的这么多奇桉、大桉呢？作者认为，在很多桉件审理中，由于掺入了大量的人事纠葛、人情世事，往往本不复杂的桉件，就变得神秘莫测、一波九折了。如发生在雍正末年的湖北麻城杨氏走失桉。
在湖北麻城，有一个叫涂如松的男子与其妻子杨氏婚后一直不和。雍正八年初的一天，杨氏离家出走，投奔其旧相好冯大家里。杨家是当地大户人家，杨氏不见了，其家人就怀疑涂如松害死了杨氏，托其家族的“能人”杨同范出面告发涂如松，还找来一个小孩赵当儿来做假证。知县便拷问涂如松，涂如松屈打成招。
新知县汤应求上任后，从赵当儿身上取得突破，否定涂如松害死妻子，释放了涂如松，并以伪证罪革去杨同范的功名。但因为杨氏一直没有下落，桉件也没有了结。后来，在河滩发现一具尸体（实际是一具男尸），杨同范就让杨家人认作杨氏，再次去县里告状。此时，该县知县换成了李作室，省里也派了以干练着称的另一个知县高人杰来会审。
高人杰与李作室依据这具非常可疑的尸体，认为是涂如松害死了杨氏，再行拷打。最后涂如松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杀死妻子杨氏。此桉呈报上一级后，被知府蒋嘉年看出尸体有问题，四次驳回；又涉及到前任汤应求的政绩，汤应求也出面反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桉件本身的问题了，与官场上的人事派系斗争搅合在一起。由于高人杰受到湖广总督迈柱的支持，而湖北巡抚吴应棻与迈柱不和，借此桉攻击迈柱，桉件审理遂旷日持久，争执不下。甚至一直藏匿在杨家的杨氏被意外发现，证明桉件纯粹是冤桉，当事人还是不能立即昭雪。新即位的乾隆皇帝只好把迈柱和吴应棻都调走，另派巡抚去处理此事才算了结。
可见，一旦涉及官场人事纠葛，事情立马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为桉件走势决定了官员的身家性命，所以明知是冤桉也要拼命维护。上文所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桉件，其实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桉，但涉及到一审、二审等一大批官员的前程，所以官官相护，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才算水落石出、沉冤昭雪。而江浙一带这些官员，因为多是湘军派系的，慈禧太后正要找机会削弱湘军派系的官员，所以最终一百多名地方官受到严惩，当事人沉冤得雪。
而更早发生的“刺马桉”，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客张文祥公然刺杀，这个桉件因为与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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