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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刑”，既维护了国家律法，又成全其“德义”，执行后再“旌闾墓”，以彰其德。
一百年后，李世民之事已被世人澹忘，此时唐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执政者的需要下，“忠”、“孝”思想再次成为主流。
名士柳宗元穿越时空去反驳陈子昂，他在《驳复仇议》中认为，陈子昂的意见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柳宗元还在这篇着名的奏议文中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
唐宪宗年间，梁悦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一桉为情法之争划上句号。
韩愈在《复仇状》中指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尚书省经过辩论，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发配循州。
从此形成桉例，为父报仇可免一死，不免于流放之刑，成为封建王朝通行的规则。
在长达两千年的孝治天下中，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为父复仇者”也得到了舆论的同情。1935年末，因“五省联帅”孙传芳早年违背不杀俘、不戮降的通例，斩决施从滨。施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自首。
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
可以说，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等破除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但儒家所构筑的忠、孝思想一直深植于中国人的思维中。
也就是说在古代为父母复仇，最开始是呈现鼓励的态度，到了唐朝以后，便开始对这种行为抱着抵制而且反对的态度，但为父报仇一般来说都是事出有因，所以执法者往往也会考虑到实际情况，对犯罪人多有怜悯，并对详细定责以及判刑的时候，往往会罪减一等，一般施以流放，或者是徒刑！并不会一刀切的直接砍了了事。这也算得上是古代司法的一种人性化的最佳体现。也算得上是等级森严而又残忍的封建社会里颇为温情的一面了。
愣愣的看着眼前这个书童，张丹青就像是个认真的倾听者，静静的听着这个书童讲起他悲伤的童年起来。
眼见张丹青并没有出言阻止，甚至还一副默许，而且满怀期待的样子，小书童微微苦笑一声，缓缓的讲起了自己悲伤的过去：
“我父亲原本也和我家先生一样，是个醉心功名的书生，一心想着要进京赶考，考个功名回来，好光宗耀祖，并博得个一官半职.。但他就不是一个做官的料，每次赶考都名落孙山，别说会试了，就连乡试都没能考过，折腾多年，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捞回来，母亲对此也颇有怨言，一天天在他耳旁说他这不对，那不对，左看右看都远不如郭奉，毕竟郭奉好歹是个举人，虽说不像建国初期那般做官便利，但好歹是有了个做官的资格了，我父亲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也颇为颓丧。并因此而闷闷不乐……
再后来，郭奉也隔三差五的来接触我父母亲，明着看着像是来宽慰我父亲的，可事实上，每次他来除了带些酒菜之外，也会经常的对我母亲动手动脚，各种的不规矩和不老实！刚开始我母亲还会大声的严辞训斥，而到了后来，便开始半推半就，听之任之了……”
听到这里的张丹青不由得摇头苦笑，天下男人果然还真是兴趣一致，偏偏都喜欢干着这样的勾当，要么就是劝***从良，要么就是拉***下水，简直都不知该如何形容了……
而从他的话语里头也听得出来，女人们慢慢变坏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变坏的，慢慢的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但凡在刚开始遇到这些不礼貌的骚扰之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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