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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去那里是享福，从不说他们的生活有多苦。
时蔓做了那个噩梦后才知道，父母在那边其实艰难得很，他们干很重的活儿，吃的也不好，一家人都营养不良，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
后来，妹妹还被人拐卖了，父母二人都陷入深深自责，接连生病。
再加上那边连个像样的卫生所都没有，许多药物短缺，父母这一病，就是一病不起。
而这些，他们在信里从来不提。
直到1977年的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时蔓忽然收到父母的死讯。
那股刺骨寒冷的感觉，她醒来仍然记忆犹新，痛彻心扉。
他们就是那样，有文人的傲骨，不肯低头说自己苦楚，尤其是时蔓总在信里埋怨与凌振的婚姻，他们就更不好开口了吧。
时蔓望着信纸上父亲不如以前遒劲有力的笔迹，鼻尖泛酸。
再怎么着，她也不能让梦境里关于家人的事成真。
信上，父母一人写了一段。
父亲问她进入文工团后的工作感受如何，要团结同志，积极上进。
母亲则问她和凌振的事儿怎么样了，很关心凌振是怎样的性格与为人。
时蔓上次去信的时候迫不及待与父母说了自己与凌振相亲的事，当时觉得炫耀起来十分得意，现在却懊恼得她直皱鼻子。
她措辞好久，先叮嘱父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提醒他们最近人贩子活动猖獗，要小心妹妹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