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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便有人曾经提出过，”沉吟了良久，米利恰科夫才开口说道，“也正是当时的这份报告，引发了有关民族问题的长时间争论。不过，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他颈部的子弹虽然被取了出去，但对于缓解他的病情却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都在一系列有关政权交接的问题上反复博弈，因此，这方面的工作也就在无形中被忽视掉了。”
说到这儿，他再次停下来，看了维克托片刻后，笑道：“你能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说明当时的你虽然欠缺地方工作的经验，但却有着足够的政治敏感度，而这对于你这样的年轻干部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势。但是换一个角度讲，有了足够的政治敏感度，却不能妥善的选择趋利避害，这种做法显然就不是多么明智的了。”
维克托默然不语，他明白米利恰科夫这番话的意思。
很明显，当时维克托能够感受到卡累利阿所存在的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这就说明他的政治敏感度比较高，政治嗅觉比较灵敏，至少能够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异常气氛。他的问题在于，当时在察觉到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之后，不应该向莫斯科提交那份报告，直接将这个问题揭发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
事实很清楚了，就像米利恰科夫所说的，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掉......不，不是没有解决掉，而是没有一个定论。
乌克兰是个什么情况？在二十年代卡冈诺维奇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就大肆推动去乌克兰化的方针，限制甚至是打击乌克兰民族化的现象。结果，最终的结局，是他被调离了乌克兰。
而在卡冈诺维奇之后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人，是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尽管乌克兰人说三十年代的大饥荒，是由此人直接引发的，但实际上，科西奥尔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其手段和做法并不激进。
之后的历史很清楚了，科西奥尔在三十年代末被定性为波兰间谍，然后直接枪毙了，继他之后出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便是赫鲁晓夫同志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干的时间很长，并且在民族化的问题上，他与卡冈诺维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总而言之，以乌克兰为例，从二十年代初到现在，有关民族化的问题已经闹了二十多年了，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定论，这说明什么？毫无疑问，这就说明支持民族化的人与反对民族化的人其实是势均力敌的，甚至可以说，前者还占据了优势，否则的话，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也干不了那么久。
在这种情况下，当初的维克托冒冒失失的跳出来，以提交报告的形式，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大放厥词，其本身也是很不明智的。
如今的维克托在政治上当然是成熟多了，但他此刻的沉默不语，就表明了一点，那就是他对当初提交那份报告的举措，并不感觉后悔，如果有可能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他还是会这么做的——如今的维克托在政治上不仅仅是成熟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轻而易举就后悔，可不符合他现在的身份。
“当然，这只是我对当时的你所做出的评价，”米利恰科夫接着说道，“至于现在......”
语气一沉，他偏头看向不远处的湖面，说道：“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乌克兰的工作，的确是做的很有问题，他的错误不在于未能缓解乌克兰农业生产的颓败，而是在于始终未能掌控住乌克兰的局势，作为第一书记，这是无能的表现，也是斯大林同志最为不满的地方。将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固然展现出了中央对此人的不信任，但与此同时，卡冈诺维奇所能获取的信任度，恐怕也没有好到哪去了，前者是野心勃勃，后者是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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