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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通行本里的那个老子，如果此时贸然从战国楚墓里拉出一个老人并告诉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老子！应该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
不如就说现在这个老子，只不过，在介绍他的时候，不断加入他的原貌介绍，大家会容易接受一些。那为什么会选帛书本而不是通行本呢？因为这两个文本的差异不算太大，相对而言，帛书本经过的篡改会少很多，比如《道德经》第一章里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这是通行本；而帛书本原文为：道可道，非恒道。这是因为到了汉代时，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的名字，改“恒”为“常”，这样的在我们当今看来毫无意义的修改，当然是越少越好。
这就是我选择帛书本的原因。在我的认识中，《道德经》可能是人类的第一本智慧之书，在老子之前，如《易》、《黄帝内经》、《山海经》、《神农本草经》等应该已经存在，但上述这些传世经典，或许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拨地球文明之产物，关于这个话题，在《跟随江郎学中医——黄帝内经》里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所以，《道德经》的意义就更显重大，兼之老子的独特身份，他是国家资料档案馆的馆长，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王朝最高机密的人。
我们知道，周公旦的伟大贡献是“制17礼作乐”，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一般侧重于说“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这样的说法固然不能算错，但是，它该如何解释形形***的“礼器”，以及围绕着国家大祭里的繁杂行为规范呢？其实，无论是“礼”还是“乐”，在当时都只是祭祀的主要内容。
对于当时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战争与祭祀，所以，周公旦“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在彻底解决了战争问题后，他马上着手恢复祭祀大典，你千万别认为这是古人的迷信，在君权神授的年代，祭祀其实是君王的特权，只有他具有与“天地”进行沟通的资格，而祭祀时所必须严格遵循的“礼”和“乐”，事实上是统治权正统正朔的表现。
而在我看来，它应该还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礼”，包括了礼器、流程、行为规范等；“乐”，包括乐曲、规模等，它们决定的其实是与天地沟通是否有效的问题！
是的，这种祭祀，这种与天地沟通的方式，曾经长期有效，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那么早熟的原因，因为总有一股超乎自然的能量，在引导着我们的文明发展路径，而我所理解的“礼乐”，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礼乐”，则类似于我们与“天地”沟通的密码——文明的密码。
现在清楚了吗，王子朝奔楚带走的是什么？老子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机密，才会心如死槁地遁世不出？
孔子花费十三、四年时间只在一个小范围里打转，他是在求官还是在寻找？当周王朝的典籍散佚民间之后，诸子百家兴起，这难道是一种巧合？王子朝奔楚之后的周敬王，恰好是历史上划分春秋（称霸战）与战国（灭国战）的分界线，这难道也是一种巧合？
王子朝的最后落脚点——今天的河南南阳周边，其后名人辈出：范蠡（政治、军事、商贾）、张衡（发明）、张释之（法家）张仲景（医家）、晁错（政治、文学）……当地人总结出的“四圣”有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商圣——范蠡，这难道又是一种巧合？这一切一切的疑问，或许就藏在《道德经》中，因为老子毕竟是少数窥破“天机”的人，且是其中唯一留下文字的人！
《道德经》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上，就此决定了，别无分号。
18谈《道德经》当然要先阐释一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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