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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明见此继续说道：“陛下，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和关外的那些人没有了通商。
难道他们就真的不需要大明的盐巴，茶叶等物品了吗？他们必然还是需要的。
既然官面上买不到，那么肯定就会有人私贩，而这样一来其风险巨大，但同样的，其利润也会更高。
可一般的小民又怎么会有能力筹集如此多的货物，并打通边军和官员，这些人，都是朝廷中有人的。
同样的，江南的那些商贩也是如此，在这百年时间里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个吃的是满嘴流油。
并且和当地的官员大族们和亲通婚，其势力更是盘根复杂，早就在当地形成了一张利益网。
因此，谁要开海禁，那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江南士族官员的利益。
除此之外还有商税，据我所知，皇明大事记中有一个这样的记载。
织造太监孙隆带管税事，本安静识事机，四月中至苏会计，五关之税日缩，借库银以解。颇严漏税之禁。
所谓“安静识事机”，也即士大夫都觉得这个太监是比较识相，不怎么搞事情。
但因为当地偷税漏税实在太过猖獗，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以至于挪借其他银子填补。
孙隆这才要打击偷漏税行为，当地黄建节、汤莘等人投附孙隆，提议对丝织业征税，每机一张，税银三钱。
这应是指一年收税银三钱，是相当合理的提议。
要知道在我明朝丝织也是个利润颇丰的行业，明人笔记和小说里多有以丝织业发家致富者。
如曾经担任过万历初期吏部尚书的张翰，他写的《松窗梦语》卷六记载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家业大饶”。
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各富至数万金。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
当然不同种类的织机，不同品质的丝绸，利润率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即便以最保守的估计来看，一张织机收税银三钱都不算高。
再比如冯梦龙写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
然后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
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更何况说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是很保守的估计。
黄建节、汤莘等是苏州本地人，熟悉当地行情，应该是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
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
结果就“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燬莘等十二家”。
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乡绅丁元复家，孙隆吓得躲到了申时行家两天。
然后乘小船逃到了杭州，辞掉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而收机户之税自然免谈了。
这次工人***应该是由当地某些官绅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不仅纪律性相当强，所谓“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
而且连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官员沟通非常好，打死人命，破毁人家，事后之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
装模作样要惩办首恶，于是工人葛成就挺身而出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尤其匪夷所思的是。
官员还特地给葛成改了个名字，改成了葛贤，然后上报奏闻，其被关在监狱里，也俨然是受优待之明星“众义之，馈者甚众”。
到后来被放出来，也被乡绅官员礼敬“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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