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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始学说，《易传·系辞》、《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会活动，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命定论。于是，原本较为简单的占卜方式通过知识与思想界魔术般的变换已经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其中，儒家命定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命观念相关，经术士与学者之手，占星知识也与风角，云气，骨相理论等相结合而逐渐落入民间……且在《易传》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从此成为中国学问与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大量的儒生参与到谶纬活动中，使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弥漫着一片荒诞的气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民间生活；至于方土，则更以神仙长生之说作为骗取统治者的工具，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实践意义的鼻祖。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未来宗教，知识与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吾淳先生把战国后期至帝国里的巫术复兴，归结为没有实现宗教革命的原因。虽然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也被西方学者称为“轴心期”，也称得上进行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并没有扼制着巫术的全面复兴，这是事实。若寻求原因，并不能归结为没有出现宗教革命，而是没有出现政治革命。因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强大到超过世俗政权，不同于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在强大的专制王权里，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于王权统治之上。帝王专制正需要的是神巫“宗教”信赖，以成为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事实上原始巫术在春秋到战国从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精英们只是更关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学说，在诸侯争霸与生死存亡的“列国”竞争中，只是疏忽了巫术，而并无拒斥“天命”与“巫术”。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知识精英们最终以新的“巫术”，即神秘主义（象数，阴阳）来为王权专制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为何从战国到帝制时期出现“有理性趋向非理性”，是因“亚西亚生产方式”或农耕生产方式与农业村落生活方式没有丝毫的断裂，进一步导致王权专制思想加强与巩固，所以政治上一搞专制，迷信就回潮，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作为王权制度支撑的儒家思想，本身与原始宗教是若即若离，而到战国中期，随着王权思想上升，儒家与神秘主义则是形影不离了。王权专制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专制理论的理性，而另一面是为专制服务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随着专制思想的上升，与专制政体的加强，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在专制的土壤里，也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宗教。农耕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被断裂，才导致中国宗教保持着原生形态，才有专制帝国时期原始巫术迷信的大回潮。才有战国末期至汉产生出近乎谵妄和疯癫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学说；如《系辞》、《说卦》、《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春秋繁露》、《论衡》以及天象星占，风角卦气，谶纬符瑞，八卦纳甲等等。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思想学说弥漫着帝国的思想界。一场所谓的“精神运动”却被全面的巫术气氛所淹没。这种谵妄与疯癫一直延续到魏晋及两宋，并达到新的神秘高潮，直到明清，中国人不能不变成众魔缠身的“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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